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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不斷曝出的冤假錯案，將司法機關推入輿論的漩渦。冤假錯案不僅給當事人造成了滅頂之災，也極大地損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和人民群眾對法治的信仰。雖然任何完善的司法制度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冤假錯案，但嚴防冤假錯案仍然是每一個司法機關和執法辦案人員的不懈追求和重大責任。

　　理念決定行為。反思這些冤假錯案的發生，與我們司法機關陳舊的理念不無關系，嚴防冤假錯案需更新司法理念。

　　一、樹立“物證時代”的理念。人類社會訴訟歷史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神證階段、人證階段、物證階段”。20世紀末期，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般認為“物證階段”已經到來，物證應當成為證明犯罪的主要手段(當然，這里的物證是大物證概念，包括物證、書證、電子證據、視聽資料等所有客觀性證據)。因為人證是不可靠的，只有物證才是最可靠的。正像美籍華人神探李昌鈺說的:“人可能說謊，但物證不會說謊。”美國90年代一項大型研究課題顯示，證人“按著圣經對著上帝發誓”后，證人證言的準確率僅為86%。顯然，證人證言是不可靠的，而作為案件當事人的被告人口供就更不可靠。

　　研究近幾年發生的冤假錯案，發現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偵查階段基本上沒有搜集和固定物證，而是過于倚重人證來證明犯罪。起訴及審判階段則依靠對口供的審查判斷來認定案件事實和定罪。這種觀念背離了時代的要求，實際上像古代覺得憑著神靈的顯靈就能夠證明犯罪一樣荒誕可笑，最后很可能導致冤假錯案。

　　二、樹立“口供補強”的理念。刑事訴訟過程中，針對被告人口供建立的法律原則很多，包括反對自我歸罪原則、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口供任意性原則、口供補強規則等等。我國修改后刑訴法第53條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這條規定在理論上稱為“口供補強規則”。

　　在目前的辦案中，同案犯的口供和其他案件被告人的口供一般作為證人證言使用，比如共同傷害案件中的共犯口供，受賄案件中行賄人的供述。但被告人由于面臨關押或者關押危險，其地位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個人權利是不完整的。因此，作為證人證言使用的其他被告人的口供與一般的證人證言具有顯著的區別。

　　對此，日本法律就規定受到不合理的長時間扣留或者羈押的被告人口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法國規定不能把具有嚴重罪跡和符合有罪的人當作證人作證;德國規定不能把被告人當作證人，同案犯不能相互指證;英國規定同案犯口供必須以出庭作證的方式提供，并且必須在其他證據補強的情況下才有效。

　　因此，在證據當中，相對于物證，人證是不可靠的。而人證當中，被告人的口供又是最不可靠的。在執法辦案中，被告人本人的口供需要補強。實踐中，其他案件被告人口供往往是揭發他人犯罪的線索來源，因此更要補強。

　　冤假錯案的發生，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與刑訊逼供有關。為了證明被告人有罪，少數偵查人員往往不但向被告人本人逼取口供，還向其他同案被告人逼取口供，甚至利用獄偵耳目向其他案件的被告人逼取口供，把口供作為“證據之王”，并最終釀成了冤假錯案。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三、樹立“尊重律師”的理念。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都是弱者的一方。為了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刑事訴訟制度中設計了刑事辯護這樣一種抵抗力量，否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可能無法成為“訴訟的主體”，而只能成為任人宰割的客體。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規定，“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論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應迅速得到機會與一名律師聯系，不管在何種情況下至遲不得超過自逮捕或拘留之時起的四十八小時。”我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已經作了變通，規定在律師提出要求后，必須48小時內安排會見。辯護制度的設計正是為了防止刑訊逼供，防止非法取證和程序違法等事件發生，是有效防止冤假錯案的重要力量。

　　律師與法官、檢察官一樣，共同組成法律共同體。辯護制度是現代訴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司法普遍正義的重要一環。律師的權利是法律賦予的，只有律師的會見、閱卷、取證、辯護等權利得到切實保障，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四、樹立“以正義為最高司法標準”的理念。司法在英語里與正義同詞，這個詞的延伸還有法官的意思。司法機關在我國香港、臺灣地區也被稱為“正義機關”。應當把正義當作執法辦案的最高境界。檢察機關辦案不應有其他任何標準，不能摻雜任何個人利益、單位利益，也不能以考核或者法院最后是否定罪為標準。

　　什么叫“正義”?“正義”最通說的解釋就是讓每個人得到他應該得到的。具體到辦案，就是要讓被告人“罪有應得”。而如果“罪不應得”，那就應當撤案、不訴、判決輕罪或者無罪。

　　對此，應當遵循兩個原則:一是遵循“證據裁判原則”，就是在案件辦理當中，以證據作為判斷案件走向的唯一依據，而不能依靠其他任何東西。這里的“判斷”，應當包括偵查中的判斷、批捕中的判斷、起訴中的判斷，而不僅僅是審判中的裁判。而判斷的依據只能是證據，而不能因為是懷疑、看起來不舒服或者跟你有意見。二是遵循“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法律適用上，存疑時要作有利于被告人的理解;事實存疑時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這里包括“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也包括非法證據存疑時，應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排除;程序存疑時也要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斷。當然，司法程序一般都是法定的，比如是否適用簡易程序，必須尊重被告人的選擇。但有時候也存在存疑的情況，比如承辦人是否回避、承辦單位是否回避，也應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斷。

　　(作者為浙江省臺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優秀公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