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上海，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今天正式啟航。自貿試驗區“一口受理”辦事大廳投入使用。

　　9月29日，首批入駐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法國巴黎銀行下屬的法巴商貿（上海）有限公司接受媒體采訪。

　　上海陸家嘴金融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將充滿“無限的可能”。

　　自貿區滿月

　　企業積極搶搭自貿區頭班車，根本上是源于對改革紅利的渴望。

　　民企爭搶先機

　　早上9點多，位于上海外高橋的自貿區管委會大廳人頭攢動。

　　一樓主要辦理企業注冊業務，不少人拿著材料在查名窗口等待叫號。二樓是咨詢處，10點開始，每天設有三場管委會工商、稅務、金融聯席講座，每一場都座無虛席，連走廊上也擠滿聽眾。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9月29日掛牌，一個月過去了，企業的熱情沒有絲毫減退。

　　注冊成本降低是企業扎堆自貿區的動力之一。按照自貿區企業準入規定，除了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直銷等行業以外，大部分企業注冊時改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并且取消最低出資規定，也就是說，企業可以自主決定注冊資本的金額，以及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繳納。這項規定在很多人眼里，等同于“零元注冊”。

　　自貿區在企業準入上采取了“寬進嚴管”的策略，注冊的便利性也是被外界廣泛報道的一點。除了上海市國企、股份有限公司、集團母公司和市工商局規定的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仍需要在上海市工商局注冊，大部分挺進自貿區的中資企業只需在管委會窗口遞交一次材料，這些文件會在工商、稅務、金融等各個部門內部流轉，最快4天出營業執照。

　　做了幾天接待工作后，管委會很快發現，雖然自貿試驗區設立的核心內容是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對外資采取更開放的管理模式——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但實踐中更具熱情的是民營資本和國有大型企業。“它們到來的比例遠遠高于外商，甚至超過十倍以上。”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簡大年在一次高校論壇上表示。

　　在掛牌之后的國慶節七天里，自貿區管委會每天人頭攢動。“都是來咨詢和辦理手續的人，在我們的大廳里待不下，就在廣場上站著，在廣場待不下，就在沿街的馬路上坐著。”

　　從管委會門口“黃牛”的數量也能看出企業的熱情，兜售代理辦證業務的人守在廣場上，代辦營業執照和進出口權的費用在5000元上下。

　　在管委會對面的外高橋大廈里，外高橋聯合發展有限公司同樣門庭若市。這是一家原外高橋保稅區的開發公司，負責自貿區的招商引資，這家公司的股票在9月29日掛牌前經歷了12個漲停板。

　　從8月份開始，銀行等金融機構已經組成了針對自貿區的研究團隊，派人到開發公司咨詢洽談。“一來就是五六個人，整個團隊來跟我們談。他們是有備而來，專門有方案，有建議，有很多的想法，不只是提一些問題。”總經理劉宏表示。自貿區首批進駐了包括五大行在內的11家金融機構，近日又有南洋銀行等3家進駐。

　　和系統性的機構不同，趕在國慶節七天來搶搭早班車的民企，顯得盲目而急切，對自貿區的政策理解也很模糊。

　　即便趕了個早集，企業也已經很難在外高橋區域搶到一個辦公地。外高橋是自貿區幾塊區域中企業密集度最高的，原外高橋保稅區有9000多家企業，在自貿區掛牌前，外高橋區域的寫字樓就成為稀缺資源。為了辦理注冊，一些企業提供一紙虛擬注冊地租賃合同，而把實際辦公地址設在區外。

　　虛擬注冊地址的實際業主是外高橋聯合發展有限公司，這個地址不能實際辦公或作為倉儲使用，一年的租金是2萬元。虛擬注冊地址的做法在新加坡、香港等企業密集的自由港也存在。有人比較過兩地的行情，新加坡一個地址的年租在2500新元，香港是1600元，并且這個地址可以用來倉儲。

　　2萬元的注冊成本在很多人看來依舊劃算。王先生在上海擁有幾家連鎖經濟型酒店，他剛租下一個地址，繳付了2萬元現金，準備開一家國際旅行社，他表示目前還不清楚有什么政策優惠。“反正花2萬，說起來在自貿區也有一家公司。”

　　在與咨詢者打交道的過程中，劉宏發現一些人的反應是非理性的。“他們注冊了以后，問他們要做什么，說暫時還不知道，現在先搶一個跑道。”他們看好的是自貿區的“殼”資源。不少人一邊在咨詢處等號，一邊打手機呼朋喚友“搶位子”。“自貿區不會無限制允許企業注冊，有一天會資源飽和限制注冊，那時這些注冊的殼公司就會升值。”

　　自貿區不是“特區”

　　在自貿區管委會，企業主提得最多的問題是，自貿區有沒有政策優惠？企業所得稅會不會降低到15%？在搶先機的企業家眼里，自貿區概念就和80年代劃定“經濟特區”一樣，是個只要趕早就會發財的機會。“當年賺錢的都是不懂的，懂的人怕風險不敢做。”

　　但自貿區確實是28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又一個“特區”？

　　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總裁、市政府參事室主任王新奎在復旦大學的一次論壇上強調，自貿區不是過去的特區，也沒有優惠政策。“現在看起來自貿區政策是特殊的，在一個區域里面執行，但是它有一個條件，就是將來是要可復制、可推廣的。”因此很多人期待的15%企業所得稅優惠沒有出現在自貿區總體方案中，在試驗區里也沒有開設免稅店的可能性，因為這些都不可能在全國復制。

　　“試驗區政策的紅利，要么大家都得，要么大家都不得，不會一部分人得，一部分人不得。所有部門和機構在一個平臺上面，要有大家有，要沒有大家都沒有，自貿區是要建立一個法制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王新奎說。

　　走過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的年代，民企在衡量自貿區的價值時，習慣性要爭取在外資的“超國民待遇”里分一杯羹，然而事實上，“國民待遇”是本次對外開放中的關鍵詞。

　　投資準入體制改革是上海自貿試驗區整個方案設計的核心。因此，總體方案里含金量最高的變化莫過于新的外資管理模式——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

　　按照過去實行的準入管理，對外資開放的行業羅列在一份正面清單里，轉變為負面清單準入管理以后，意味著除了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外資都可以涉足。

　　王新奎解釋，這是國際化營商環境的標準。“我們以前根據改革開放的需要，可以設定自己的很多招商引資的政策，過去我們是單方面自主制定準入標準，同時也設定哪些外資是不能做的行業，外資是沒有國民待遇的。但是現在不一樣了，要按照國際準入標準來做。另外過去我們對外資的權益保護是選擇性的，我們和100多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議，比如在征收的時候將給外資怎么樣的補償，保證不實行國有化等，這些都是權益保護，但是選擇性的，現在的權益保護是要全面的。”

　　雖然在很多人看來，幾乎完整照搬已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負面清單并不解渴。但王新奎表示，負面清單的設計已經突破了很多難點。“負面清單設計本身難以面面俱到，如果把部門、產業、區域、項目等條件都詳細列出來，負面清單就會變得很長，而決定負面清單質量的關鍵就是長短。”最后定稿出現的“2013版”幾個字，為關注者留下一些展望，后續會出臺更解渴的負面清單。

　　國際規則的變化也讓開放設計變得更復雜。比如在外商認定標準上，中國遵從英美法，按照注冊地來認定外商。現在全球趨勢是英美法在向大陸法靠攏，越來越多采取住所地認定標準，當外商的科學定義尚存在疑問時，很難開展后續監管。

　　無論如何，負面清單讓外資摸到了第一塊過河的石頭。“開出負面清單是先解決外資在準入階段的國民待遇問題，準入階段包括企業的設立、擴大和獲得。準入以后其他經營、運營和處置方面的問題，會在下一步考慮。”

　　在散客向自貿區沖刺的同時，外資也早已開始了熱身。“開放的六大服務領域讓外資知道能做什么，負面清單的出臺讓它們知道不能做什么，現在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怎么做。”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副秘書長黃文說。

　　在他看來，外企的慢熱是因為要謀定而后動。和民營企業家個人化的決策不同，外資在進入市場之前，一般會先聘請咨詢公司對相關行業做調查，根據調查報告來衡量進入的機遇和風險，然后向保險公司購買投資保險，如果因政策轉變等不可抗力導致投資失敗，會由保險公司承擔損失。只有做好充分準備以后才會邁出步伐。

　　另一方面，在大部分開放領域中，外資即使有進入的沖動，但細則尚未出臺還無法操作。自貿區總體方案中涉及到六大服務領域開放，以醫療服務領域為例，外資設立獨資醫療機構的限制放開了，但在關于進口藥物使用、外資醫療機構的認證、外國醫生聘請等細則出臺之前，外資尚處于觀望狀態。

　　很多領域的準入需要獲得行業主管部門頒布的許可證，比如在教育培訓、職業技能培訓等領域，中外合資辦教育機構需要教委認可。但自貿區企業管轄權屬誰？自貿區管委會和行業主管部門需要時間協調。

　　金融領域尚未出臺的細則積攢了強烈的關注，有關人民幣資本項下自由兌換、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等金融制度創新重點，央行還未公布實行方案。對于有境外業務的企業，即便完成注冊，在離在岸賬戶管理辦法出臺之前，還難以開設離岸賬戶開展經營。

　　當然，對于想要進駐自貿區的外資醫院、教育機構、金融機構來說，更基本的問題是辦公場地，虛擬地址顯然行不通，而外高橋區域寫字樓已經接近飽和，不少人開始期待自貿區的擴容。

　　開放倒逼改革

　　企業積極搶搭自貿區頭班車，根本上是源于對改革紅利的渴望。“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市場，我們的企業已經積累了很大渴望改革、渴望開放的熱情。”簡大年說。

　　全球自由貿易區發展到1000多個，大部分的核心價值是關稅互免。傳統的自由貿易區是以制造業和貨物貿易為對象，在海關監管上有一定的靈活性和便利性，同時為了某種戰略目的，給予一系列的特殊政策，特別是關稅政策的優惠。

　　上海自貿區提出一線和二線之間區內的便利性，最早也是針對貨物貿易的，目的是整個貨物貿易運作跟國際接軌。而金融業的創新舉措根本上也是在為實體經濟服務。新加坡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是在自貿區形成后，各國要處理自己的貨物，因此全球商業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在新加坡設立分支機構。

　　但這次上海的試驗區在貿易便利化的底色上，加入了推動改革，政府職能改變，金融體制改革向前推進，擴大對外開放領域等多種色調。上海自貿區成為改革的試驗田，為全國改革積累“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實際上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改革的深水區是什么呢？是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轉變當中最核心的是什么？是投資準入體制改革。”王新奎說。

　　差別待遇存在于國內一般投資準入管理體制。由于長期以行政審批來管理經濟以及管理準入，所以各種法律法規、措施、文件汗牛充棟。

　　王新奎說，“國內投資中，不同所有制準入待遇是有差別的，盡管沒有明文的法律規定。各種不同地區是有準入差別的。沿海地區所得稅不能15%，中西部四川、重慶所得稅就可以15%。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項目的差異。不同的項目投資準入的要求是不一樣的。鐵路項目、核電項目、港口項目，外資和民企都進不去，或者進去是有條件的。”

　　政府已經在為梳理這些投資準入而努力，李克強總理此前表示，本屆政府要減少三分之一審批項目，目前各部委有1700項行政審批權、200項得到授權的審批權，總計有1900項左右的審批權，三分之一的比例就是600多項。5月13日，國務院宣布取消和下放133項行政審批等事項。

　　全球趨勢改變成為了審批放權的外因。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的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變化，推動著全球投資規則和貿易規則的重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TPP、TTIP協定，將中國深度介入的WTO的多邊貿易體制平臺邊緣化。

　　如果要接受新的重構趨勢，參與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和投資規則，意味著以新的國際規則來玩游戲。在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國同意與美國進行投資協定的實質性談判，明確在中美聯合聲明中宣布，接受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談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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