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天寧區城管大隊隊員錢立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在網站上搜索有關“城管”的新聞，排在最前面的三條依次是：5月25號廣州6名男子持鋼管襲擊執勤城管，致3人受傷；5月24號，武漢兩名城管毆打女攤販，被城管委除名；5月21號，洛陽一名女城管隊員在勸說水果小販離開未果后，頭部被踢打，送往急救。

　　關于城管的負面其實都不用多說，這樣的事情，在城管和小販這兩個群體間，可能每天都會發生。一個原本為“加強城市市容管理”而存在的隊伍，卻將自己陷入無休止的“暴力游擊戰”中。

　　一說到城管，您會想到暴力嗎？會不自主的皺眉嗎？城管與小販的矛盾由來已久，要想化解并非易事。但還是有很多人想去試一試，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更合適的手段。兩天前，網上出現一封“城管寫給小販的信”。寫信的人，叫錢立，江蘇常州市天寧區城管大隊蘭陵中隊副中隊長。今年30歲，大學畢業考上城管，至今已經7年。昨天，記者找到了這位城管，他為什么要寫這封信？

　　“你們好。我是一名普通的常州城管隊員，每次和你們見面似乎都免不了爭吵、沖突和追逐，爭得面紅耳赤的大家也似乎從未心平氣和地聊上兩句，希望能通過這種方式和你們說說我們心底的話。”

　　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錢立剛出勤回來，聲音比想象中低沉。

　　記者：能說說寫信的起源，前后經過么？

　　錢立：因為前兩個月我們這邊天寧大隊有兩個中隊的隊員，在執法過程中，被當事人進行人身攻擊。我們一直都處于一個流血流汗又流淚的境地，所以，有感而發。

　　記者：那您想讓看信的人，知道什么呢？

　　錢立：我想讓別人知道，我們城管其實……在執法部門當中，也是一個弱勢群體。

　　用“弱勢群體”形容自己，這多少讓人有些意外。根據1996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規定，國務院或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此后通常意義上的“城管”和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就此誕生。然而多年過去，在所有執法領域里，最復雜、最容易受到攻擊也最考驗執法者綜合素質的“街頭執法”也就是城管，卻連明確的執法依據都并不具備：

　　錢立：城管整個建制不太規范，不太全，沒有一個從國家層面到地方一個統一的頂層設計。現在基本上就是每個地方按照實際的需要，各自為政。也沒有一部專門屬于城管的法律，來指導我們的日常工作。

　　記者：如果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來指導，它可能會導致一個什么結果?

　　錢立：就會導致各地的執法過程中，出現混亂。

　　記者：是不是沒有規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錢立：是的，就是我們的執法依據并不具有說服力。

　　根據中國青年報的調查，86.9%的受訪者遇到過城管與商販發生沖突的狀況。在一些城市的市民滿意度調查中，城管遠低于公安和交警。

　　“小販朋友們，我們已經厭倦了整天追追趕趕，相信你們也不再想繼續成天提心吊膽，躲躲藏藏，走街串巷的叫賣生活其實也辛苦而不穩定，不如讓我們一起好好想一想，規劃一下今后的生活。”

　　不知是不是巧合，記者去年曾做過一篇報道《戴“谷歌眼鏡”的城管》，采訪對象“80后”的蔣佚凡也來自常州天寧區城管執法大隊，是錢立的同事。錢立告訴記者，如今小蔣已經不再用“谷歌眼鏡”了，眼鏡被執法大隊作為“文物”收藏了起來。

　　而不管是一個眼鏡，還是一封信，之所以能瞬間被社會“放大”，背后其實是全社會對于“暴力執法”的掙扎和求解。從成都出動“美女城管”，到杭州設立“城管和事老”，再到小蔣的“科技改變執法”和錢立的“請你聽我說”，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從“執法型城管”到“服務型城管”的道路：

　　錢立：服務型城管就是比如我們看到有一些店外占道經營的、無照流動經營的，我們會先上門發放告知書，然后提示寫清楚了，上述行為違反了哪些規定，勸說他們自行改正。

　　記者：那您覺得這種方式效果怎么樣？

　　錢立：有的還是很配合，也有碰到不是太配合的。

　　記者：“不是太配合”之后，是不是這種軟性措施就會變成我們看到的那種“硬碰硬”的局面了？

　　錢立：有可能是這樣。因為...嚴格執法是我們職責所在，文明執法又是一個價值取向。在這兩者之間，我們夾在中間，確實也挺難做的。

　　一個城市的“容貌”，不僅僅在于他街角的垃圾是否被清理，房屋之外是否有違章建筑，商店的陳列又是否美觀整潔，更在于一個擁擠的都市里，在能保證衛生和健康安全的情況下，如何讓每個人都“體面而有尊嚴”地活著。

　　錢立的信，最后一段寫道：

　　“記得小時候老師布置作文題，叫《未來的城市什么樣》，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安定而快樂的生活，少一些爭執與對抗，多一些微笑與理解，而你和我，也能是這座城市的建設者，與享受者。”

　　(原標題：城管致信小販說心里話：盼你我都成為城市建設者與享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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