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下午，中紀委通報了對廣東省紀委原副書記、監察廳原廳長鐘世堅開除黨籍和公職、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決定。這是2015年以來，第22名被中紀委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老虎”。

　　細心的人會發現，近年來，中紀委在通稿中對移送司法機關的中管干部的違紀違法情節的表述發生了許多變化。

　　到底哪些地方發生了變化、為何發生這些變化?

　　先來看一張表格，這是2010年以來被移送司法機關的所有“老虎”的情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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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圖可以發現，2010年，中紀委移送司法的中管干部人數為7人，2011年為4人，2012年為3人，2013年為7人，2014年為30人，2015年截至目前為22人。

　　正哥哥計算了一下，從中紀委宣布調查到被移送司法機關，2010年每人的平均時長為194天，2011年為225天，2012年為209天，2013年為165天，2014年為176天，2015年為142天。可以看出，十八大以來，中紀委明顯加快了紀律審查的節奏，其中童名謙用時最短，僅用15天；陽寶華次之，用時50天；李達球用時60天，王敏61天，王素毅、景春華66天，梁濱67天，均在短短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就迅速查清了違紀違法的情況，做到了快查快交。

　　作為對比可以看到的是，在十八大之前，紀律審查的時間最快都要在100天以上，多的達400多天。這一方面體現了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據了解，十八大之前的審查工作往往會聚焦在被查對象的違法情節上，如貪污、受賄、行賄等觸犯刑律的內容，這和后面的司法機關偵查工作會造成重疊，導致紀委干了司法機關該干的活。因此，十八大之后中央紀委提出“三轉”、聚焦主業，把不該管的一律交出，這也是審查時長縮短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一個明顯的變化是被審查人數的劇增。

　　從2014年開始，每年移送司法機關的中管干部人數一下子從幾個人增加到了幾十個人，這里面絕大多數都是黨的十八大以后查處的，這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中央堅決懲治腐敗的決心，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

　　查處人數的密集也導致了2013年以來出現同一日公布多名“老虎”移送司法消息的情況，其中2014年曾在6月30日同時公布了李東生、蔣潔敏、王永春3人的消息，8月6日同時公布了沈培平、祝作利2人的消息，12月22日公布了金道銘、申維辰2人的消息。2015年，在羊年春節來臨之前，2月13日同日公布了武長順、隋鳳富、秦玉海、杜善學4人的消息，2月17日又公布了朱明國、王敏、陳川平3人的消息。6月15日，又再次同時公布了孫鴻志、廖永遠同時被移送司法的消息。除了同日公布外，接連兩天公布消息的情況更為常見，新近的例子是：就在7月20日公布令計劃消息后次日，7月21日又公布了鐘世堅的消息，這也是“打虎”速度不減的一個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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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認真研讀5年來中紀委對73人的通報稿可以發現，黨的十八大以來，除了違法的情節外，增加了很多違反紀律、違反規矩的內容。具體分析有以下幾種：

　　一是廣受關注的“通奸”從2014年6月5日，中紀委將“與他人通奸”寫進通報中以來，這個字眼在此后通報的45人中先后出現了25次，占總數的55.6%。這個比例應該說相當高，但也同時打破了社會上流傳的“凡是貪官都有情人”的錯誤論調，因為中紀委既然能將“通奸”二字大膽寫入通報，作為其違反社會主義道德、違背《黨章》的具體情節，就不可能為其他20人隱瞞或美化，應該說這個比例較為真實地反映了當前領導干部容易陷入權色交易、形成特定關系利益輸送的真實情況。

　　二是違反八項規定精神被寫進通報譚力、萬慶良、韓先聰、斯鑫良、鐘世堅五人的通報中均明確將“違反八項規定精神”作為其嚴重違紀情節之一列出，在武長順、孫鴻志等人的通報中也有與之相關的情節。這充分說明中央貫徹八項規定精神的堅定決心，體現了一以貫之、越往后查處越嚴的原則。

　　三是主體責任寫進通報對劉志軍、周鎮宏、童名謙、許杰、蘇榮的通報中均提到，他們作為領導落實主體責任不力，也是嚴重違紀的“罪狀”。如童名謙對湖南賄選案負有主要領導責任，許杰對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系列案件負有主要領導責任，蘇榮對江西省出現的嚴重腐敗問題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等等。這是十八大以來強調黨委在黨風廉政建設中負主體責任的具體體現，提醒領導干部切不可以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主要領導特別是“一把手”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必須切實扛起主體責任，對所領導部門和地區的黨風廉政情況要全面負責。

　　四是“違反政治規矩”的字眼在通報中頻繁出現查詢發現，“違反黨的政治規矩”者有武長順、隋鳳富、秦玉海、蘇榮、朱明國、王敏、陳川平、任潤厚、景春華、孫鴻志、廖永遠、斯鑫良、栗智、令計劃、鐘世堅等15人，均集中出現在2015年的通報中，占總通報22人中的68.2%。這個比例相當高，也充分證明了中央今年以來強調“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的必要性。通過對“不守規矩”者的通報點名，起到警示作用，告誡廣大黨員干部恪守黨紀黨規，尤其是一些沒有寫進黨紀黨規中的“不成文規矩”，例如個人婚姻變動、配偶子女經商等應該如實向黨組織匯報的情況，不能因為沒有明文規定就刻意隱瞞，鉆紀律和規定的空子。

　　此外，在通報中還多次提到了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人事紀律、保密紀律、財經紀律的情形。

　　例如，周永康、令計劃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保密紀律；武長順違反財經紀律；薄熙來、蘇榮違反人事紀律；鐘世堅違反審查紀律、保密紀律，等等。以上這些均體現了中央紀委的審查報告不再一味盯住被審查對象的違紀情節，而是對夠不上刑罰處置、但又明確違反了黨紀的各種情形予以明確遏制的態度，充分體現“紀在法前”“黨紀嚴于國法”的原則。

　　事實證明，所有領導干部違法者無不先從破紀起。將這些情形寫入通報稿中，絕對不是小題大做、吹毛求疵，而是體現了中央紀委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的精神，從長遠來看，也是對廣大黨員領導干部的一種關愛和保護。

　　下面，還將會有什么樣的新詞寫入中紀委的通報稿中呢？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