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它主要針對轉變中國經濟原有的高投入、高產出、高污染的粗放式發展模式提出的。

　　而今，我們迎來“新常態”，不可避免會看到新陳代謝過程中所產生經濟增速放緩等痛點，同時我們也見證了經濟新常態下所釋放的市場活力。這種新模式究竟會給中國市場帶來怎樣的紅利，給人怎樣的期待？

　　《新常態·光明論》欄目全面解讀新常態下帶來四大紅利，請記住啊！件件紅利和你有關，這是政府發的最大紅包！

　　制度篇：大國配套制度、政策更親民

　　“沒想到現在開一家店的流程這么簡單，不到半月所有的手續基本上都辦好了，現在就等著開張營業呢。”去年年底，來自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的孟慶菊告別了十多年的打工歷史，在西寧市城北區三田購物中心三樓開啟了服裝店老板的新夢想。

　　記者了解到，盡管近兩年來青海省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但就業不減反增。其中，商事制度改革在創業帶動就業方面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比如，過去企業在辦理“三證”時需要跑工商、質監、稅務等三個部門，光材料就要準備不少，現在通過“一窗受理、一表填報、信息共享、檔案互認、一照一碼”模式就可以實現。通過商事制度改革，大大激發了市場主體的創業熱情，一大批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以及資本注入到市場中。

　　孟慶菊的故事僅僅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背景下的一個小小的縮影。隨著李克強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發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后，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眾創業的新浪潮。

　　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最新統計，截至2015年底，全國實有各類市場主體7746.9萬戶，比上年底增長11.8%，注冊資本（金）175.5萬億元，增長35.8%。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1.2萬戶，比上年日均新登記企業1萬戶有了明顯提升。

　　改革推倒了創業路上的一個個“坎兒”，權力“瘦身”激發了市場活力，新常態下的制度改革為經濟發展贏得寬松的環境。除了對商事等制度改革外，我國正在積極推進轉型升級和創新驅動戰略，深入落實《中國制造2025規劃》，并實施以智能化、數字化、信息化為代表的先進制造技術發展等戰略，并逐漸探索更好的改革手段來釋放新常態下的政策紅利，更好地來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內生發展動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投資興業潮起云涌，將來也會出現更多人像孟慶菊一樣借著政策的紅利讓夢想實現更為容易。

　　人口紅利篇：高素質勞動力將不斷涌現

　　人口紅利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重要因素。隨著經濟逐漸步入新常態，這一因素發生了巨大變化。

　　目前，我國人口紅利減少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有人質疑，過去中國經濟的增長點幾乎都來自于人口紅利相關要素，隨著老齡化現象日益嚴峻，中國的人口紅利優勢會不復存在。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不缺普通的工人，缺的是懂技術、會創新、能攻關的復合型高技能人才。” 江蘇省無錫市濱湖區一家機械制造企業負責人的話恰好回應了這個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產業逐漸深入轉型升級，必定會迎來一場新的“騰籠換鳥”。大多數有實力的企業都在積極應答這一考卷，渴望實現“鳳凰涅槃”。企業轉型升級越是深入，對于高技能、高素質的人才需求便越高。

　　陳文玲在“十三五開局之年 新常態新機遇”研討會上發言（光明網記者 孫佳涵攝 ）

　　如何才能夠把握住經濟新常態下出現的人口紅利？對此，陳文玲在“十三五開局之年新常態新機遇”研討會上表示，我國需加強對勞動力的再教育，通過健全人力資本投資機制，完善社會、養老等保障制度以及勞動力市場制度性的合理安排，來擴大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這些具備高技能、高素質的勞動力正是我國新常態經濟下不斷涌現的人力資本紅利。

　　城鎮化紅利篇：留住鄉愁 留住陪伴

　　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說過：中國的城市化和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將成為影響人們21世紀生活的兩件大事。事實的確如此。

　　根據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由36.2%提高至52.6%，2014年末,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4.77%。2015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6.1%，也就是說有7.7億人口在城市生活，比上年提高了1.33個百分點。

　　單就我國的城鎮化而言，進入21世紀以來，確實進入了飛速發展的階段，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經濟的重要驅動力。

　　對于個人而言，經濟新常態下的城鎮化是怎樣一番圖景，給了百姓怎樣的“紅包”？

　　“原本打算過完年就出去，但家鄉的繁華讓我們留了下來。”四川廣安區恒升鎮的蔣小麗告訴記者，她和丈夫常年在外務工，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實在是不放心。“以前在外打工是迫不得已，現在鎮上有這么多的企業，憑我們夫妻倆的工作經驗，找工作應該不難。”

　　且看鎮上，農民新居漂亮舒適、場鎮建設如火如荼、街道樓宇整潔靚麗、工業商貿異軍突起……這份可喜的成績單，折射出的是新型城鎮化為群眾帶來的實惠，也為他們留住了那散不去的鄉愁。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將會越來越注重城鎮化建設，不單單是靠戶籍制度來提高城鎮化率，同時也會為百姓提供穩定就業條件以及更為宜居環境，并因地制宜建設大中小宜居城市，讓百姓生活更為舒心。

　　市場紅利篇：讓國內商品留住消費者

　　馬桶蓋、電飯鍋、奶粉、化妝品……紛紛都成了中國消費者海外購的“香饃饃”。因為中國游客“買、買、買”的熱情，“爆買”一詞成為2015年日本流行語。

　　來自商務部的數據顯示，中國游客2015年在境外消費約1.2萬億元人民幣。據日本觀光廳統計顯示，2015年中國游客在日消費額占全部訪日游客消費總額的四成，中國游客在日人均消費額約合1.6萬元人民幣，位居各國游客榜首。據估算，中國游客為韓國經濟貢獻了220億美元，占該國GDP的1.6%。

　　一系列消費外溢的事件倒逼我們直面我國供給側錯配的慘淡現狀。為何我國國內的商品挽留不住消費者？根源是什么？又將如何突破？

　　對于瘋狂海外購現象，多數人認為一方面是由于民眾收入水平的提高，國內產品難以滿足中高收入群體消費升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透露了國民對于已有的、傳統的消費點潛藏的信任危機。

　　為此，最近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幾大部委圍繞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提供了8個思路方案，以期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事實上，國人對于舶來品的認知并非那么理性，“熱銷日本馬桶蓋疑似產自杭州”的例子恰好說明了，并非舶來品質量更好，但消費者往往盲信口碑的傳播，因為買的人多了又加深了對海外產品的認同感。

　　“馬桶蓋在日本的自由行”的案例并不少，卻折射出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已迫在眉睫。我們不僅要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以及要素配置扭曲，還需要考慮如何樹立消費者對于國貨的信任，而這不僅僅是企業、行業的當務之急，也是政府應該承擔的重任。最終使得更多的中國產的商品為國人所認可，讓消費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力量,從而發揮新常態下的最大市場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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