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號販子”和“網絡醫托”競價排名買患者等問題被媒體報道后引起社會普遍關注。國家衛生計生委、中央綜治辦、中央網信辦、工信部、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央軍委后勤保障部8部門于近日成立了全國集中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工作協調辦公室，聯合制定了《集中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專項行動方案》，以優質醫療資源相對集中地區為重點，在全國開展集中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專項行動。

　　北京作為優質醫療資源最為集中的地區，有關醫托、藥托、號販子的非議、治理與打擊始終不曾停止。為進一步了解醫托、藥托問題，《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醫托能得逞源于掛號難

　　4月底的一天，記者來到北京市協和醫院，剛下公交車離醫院還有段距離，路邊就有一名中年男子主動上前詢問：“要不要專家號？”而就在不遠處的醫院外墻上，提醒患者警惕醫托和號販子的條幅幾乎每隔幾米就貼著一張，醫院大廳內的大屏幕上也在滾動播放著此類提示。在此背景下，號販子的行跡依然隨處可見。

　　在類似協和醫院這樣醫療資源豐富的綜合性大醫院，“一號難求”仍然是號販子屢打不絕的一個重要因素。

　　以協和醫院中醫科為例，該科導醫咨詢臺處明確表示，中醫科患者都必須提前一周預約才能掛上號，臨時掛號根本掛不了。而一位患者則表示：“用手機預約是在上午9點開始放號，但很快號就沒了。”

　　記者注意到，到協和醫院就診的患者以老年人居多，這一群體正是醫托、藥托主要的施騙對象。據朝陽檢察院偵查監督一處副處長郭佳介紹，醫托、藥托的騙術容易得逞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他們有明確的人群定位。醫托和藥托深諳患者的心理狀態，將目標人群定位于急于就醫的外地患者、疑難雜癥患者以及追求養生保健的中老年人。這幾類人群多懷有焦急、困惑、沖動的情緒，相對容易受到虛假宣傳的迷惑，經醫托、藥托的鼓動而掉入“診療”圈套。

　　在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近日發布的類案通報中顯示，2015年朝陽區檢察院共辦理以中醫診療為名實施團伙犯罪的案件5件57人，其中詐騙罪4件49人，銷售假藥罪1件8人，因此而受害的當事人達到160余人。此類犯罪行為已形成違法產業鏈條，嚴重擾亂醫療藥品管理秩序，損害人民群眾就醫環境，延誤患者病情從而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

　　團伙詐騙環環相扣

　　根據朝陽檢察的通報，醫托、藥托團伙一般都具有規范化的話術和流程，犯罪行為層層遞進、環環相扣。

　　醫托型犯罪中，嫌疑人承包正規醫院或門診，由多名無行醫資質的“專家”開展診療行為實施醫托型詐騙犯罪。

　　“此類犯罪在布局上通常設有廣告部、掛號登記處、中醫科室、藥房、收費處、郵遞部等部門，具有穩定性強、配合度高的特點。”郭佳介紹說，在具體實施詐騙行為時，先由醫托通過網絡或醫院現場搭訕患者的方式，誘使患者前往涉案醫療機構就診，“名醫”進行“望聞問切”后，開出“處方”欺騙患者，開藥后還另有醫托繼續跟隨直至患者離開。而這些所謂的“處方”其實就是將成本低廉的草藥或中成藥以遠遠高于市場的價格進行銷售，或者是將過時、療效不大的診療方法重新包裝后進行鼓吹治療，收取高額掛號費、醫藥費等，“托頭”再將獲利與醫托進行分成。

　　由此可見，醫托往往是一個專業化的、部門完整的團伙犯罪鏈條。據郭佳介紹，這些醫托多通過老鄉或朋友介紹組成團伙，往往兩三個人結成一組，假扮夫妻、兄妹等關系或者醫院保安等工作人員，分工配合實施騙術。他們一般選擇早上七八點鐘看病高峰期，在名院門口、掛號廳、候診廳、收費處、取藥處等地點將外地來京看病患者作為施騙目標。“無論醫托采取什么樣的騙術，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將患者帶到涉案醫院的相關科室就診，然后拿提成。”郭佳說。

　　對此，朝陽檢方還發布了提示，提醒患者為了自身健康和就醫安全，應提高甄別假醫、假藥和虛假宣傳的能力，做到“四忌”：一忌盲目聽信“病友”，二忌輕信“小醫院”，三忌輕信“名醫”，四忌無批號藥品。

　　醫托“托頭”交錢承包診室

　　醫托、藥托亂象不僅直接導致患者財產損失，病情得不到及時合理的醫治，甚至危及生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社會治安和正常的醫患關系。打擊治理醫托、藥托現象毫無爭議，但是準確對醫托、藥托行為進行法律定性卻是個難點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其林介紹：“如果醫托、藥托銷售假藥的話，可能構成銷售假藥罪。如果單純詐騙錢財，可能構成詐騙罪，但是這還要看詐騙金額的多少，如果數額不大，也不能認定為詐騙罪。”我國刑法規定的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欺騙方法，使被害人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物，行為人騙取他人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

　　記者從朝陽檢察院了解到，醫托只是將患者帶到相關診室就醫，而相關診室其實多在“托頭”的實際控制下。“托頭”也就是隱藏在相關非法診療科室幕后的大老板，他們通常不具有任何醫生執業資格，每月交付上萬元甚至更多承包涉案醫院的相關診室，支付診室醫生及導醫工資，并組織多名醫托從網絡或相關醫院騙患者來其承包的診室“就醫”。

　　而涉案醫療機構違反規定，將診室承包給“托頭”賺取承包租金及藥費提成，直接促成了“托頭”的得逞。

　　針對這一行為，阮其林認為，這一行為也很難認定為犯罪。由于“托頭”只是欺騙患者前來看病，如果涉案醫院本身有營業許可，且坐診醫生有行醫資格，“托頭”也只是將患者介紹來看病的，對醫生的水平高低、藥效如何影響不大，這樣就難以認定為非法行醫或者詐騙，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只能認定為違法行為。當然，如果行醫的“醫生”沒有行醫資質，那么就可能構成非法行醫罪，醫托、藥托構成幫助犯。

　　對此，朝陽檢察院也提示稱，醫療機構尤其是民營醫療機構應加強行業自律，依法行醫、誠信執業，提升醫療品質和口碑；醫療機構從業人員應恪守職業道德，遵守法律法規及醫療衛生行業規章和紀律，堅守醫者救死扶傷的天職，樹立良好醫德醫風，維護公平競爭的醫療秩序。

　　處罰輕舉證難導致屢禁不止

　　對查獲的充當“醫托”行騙的違法人員，目前仍多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處理。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擾亂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秩序，致使工作、生產、營業、醫療、教學、科研不能正常進行，尚未造成嚴重損失的，處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500元以下罰款。

　　不難看出，這樣的行政處罰較之實施醫托、藥托行為所獲得的收益，違法成本太低，難以起到威懾作用，使得很多醫托、藥托在被處罰后又重操舊業，屢禁不止。

　　據記者調查，在打擊治理醫托、藥托的實踐中還面臨著取證難的問題。很多患者看病后，服用中藥往往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等事后反應過來發現上當，已經過去一段時間，所以不能及時報警，此時就會增加警方的取證難度。此外，由于“托頭”承包的中醫診室一般都在正規醫院，正規醫院證件齊全規范，很難找到證據證明該醫院、醫生與醫托有不正當利益關系和連帶責任，其中的取證環節多、難度大。

　　對此，檢察機關建議，衛生部門應加強對醫療機構的監管，定期對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開展依法執業的監督和檢查，對存在違法行為的機構和人員要依法嚴肅查處。同時要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醫療機構診室向私人承包、違法發布醫療廣告、非法行醫等違法違規行為，提升醫療監督執法水平及監督質量。

　　據了解，為了維護良好的就醫秩序，此次8部門聯合制定的《集中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專項行動方案》明確，各重點醫院所在地公安機關要會同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制訂實施打擊“號販子”的具體行動計劃，每月集中警力組織一次對各重點醫院及周邊的統一整治行動等；建立“號販子”黑名單，并納入社會信用體系；軍隊衛生部門要負責加強軍隊(武警)醫院和人員監管，查處違法違規行為，配合加強制度建設和改革等。方案還要求，對醫院存在制度不落實，甚至內部倒號等行為，造成嚴重社會負面影響的，追究直接責任人和醫院黨政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對采取雇傭“醫托”等不正當方法招攬病人的醫療機構，探索納入醫療機構不良執業行為記分。

　　國家衛生計生委、中央綜治辦、中央網信辦、工信部、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央軍委后勤保障部8部門于近日成立了全國集中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工作協調辦公室，聯合制定了《集中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專項行動方案》，以優質醫療資源相對集中地區為重點，在全國開展集中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專項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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