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紅軍走過的水草地（四川西北）的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從氣壯山河的英勇犧牲到根本標準牢固確立——人民軍隊能打勝仗一如既往

　　在著名記者斯諾的筆下，長征被稱作“震驚世界的行軍”。

　　讓世界“震驚”的，不僅是中國工農紅軍在漫漫征途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更是中國共產黨人把戰略退卻成功地轉變為勝利進軍的經典之舉。

　　這是一次勇于犧牲、敢于勝利的史詩遠征。

　　二萬五千里的長征途中，武器簡陋的紅軍官兵始終處在數十倍于己的敵人追擊、堵截與合圍中，遭遇的戰斗４００場以上，平均每天急行軍５０公里以上，平均三天就發生一次激烈的戰斗。

　　１９３４年，由于“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在血色殘陽中踏上戰略轉移之路。

　　五天五夜，湘江兩岸，紅軍將士與五倍于己的國民黨軍展開殊死決戰，險些全軍覆沒。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銳減為３萬多人。

　　死者的鮮血，引發了生者的反思。面對一批批倒下的戰友，幾乎每一個長征將士都對“左”傾路線深惡痛絕，開始懷念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打勝仗的燦爛日子。

　　在１９３５年１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新掌握了紅軍的指揮權。

　　３萬：４０萬，面對長征以來兵力對比最為懸殊的局面，毛澤東指揮紅軍在川黔滇萬水千山間縱橫馳騁：四渡赤水、虛指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

　　“遵義會議請回來的毛澤東不是一尊萬無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隨時準備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的實事求是的人。”在軍事專家金一南看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紅軍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掌握戰略轉移主動權的關鍵。

　　血與火的洗禮，熔鑄出一支不可戰勝的人民軍隊，錘煉出人民軍隊的一代精英。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說：在經歷了長達兩年多的長征后，紅軍成為“歷史上一支無與倫比的堅強隊伍。”１９５５年授銜的十大元帥、十位大將和１３００多位上將、中將和少將中，９０％以上參加過長征。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魯迅特意致電：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中國與人類的將來。

　　的確，無論是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在敵后戰場，還是后來與國民黨軍隊進行殊死較量，抑或是與美軍廝殺在抗美援朝戰場，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一次次創造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跡。

　　長征途中，湘江血戰中曾一天之內犧牲兩任團長的紅三軍團紅１０團，后來在直羅鎮戰役中被毛主席題贈“英勇勝利”，鼓勵官兵們繼續戰斗，奪取更大勝利。

　　就是這支部隊，后來發展成為名揚朝鮮戰場的“萬歲軍”，打得美軍聞風喪膽。直到今天“戰斗不息、奮斗不止”的精神旗幟，還在這支部隊高高飄揚！

　　承平日久，憂思難忘。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人民軍隊牢固確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深入開展我軍根本職能教育，真正使戰斗隊意識在官兵頭腦中深深扎根。

　　向“和平積弊”開刀、打破“紅必勝藍必敗”的思維定式、告別“演習像演戲”……各部隊緊盯短板弱項、堅持問題牽引，真打實備成為訓練場上的鮮明導向。

　　近年來，各部隊全面推進軍事訓練實戰化，變革之深、力度之大、標準之高、要求之嚴前所罕見，顯著提升了打贏信息化戰爭的能力，在我軍訓練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陸軍第５４集團軍某紅軍師部隊前身是長征路上的“開路先鋒”紅四團。

　　８１年前，紅四團２２位勇士手握駁殼槍、肩背大刀，冒著槍林彈雨，通過１３條閃著寒光的鎖鏈飛奪瀘定橋，為危境中的紅軍殺開一條血路。

　　從那一刻起，“要橋不要命”的血性基因就融入了“鐵軍”的血脈。

　　２０１５年７月，這個師“葉挺獨立團”接受上級臨機戰備拉動，交出了一份優異的答卷：全團直接從平時狀態轉入緊急出動，３５分鐘先遣梯隊就出發了；拉練途中，團指揮所邊機動邊指揮，先后成功處置２３０多個臨機情況，無一失誤；８個摩托化梯隊機動３２０公里，１個加強營搭乘２１架直升機輸送５９７公里，在抽點單位中第一個到達預定地域。

　　“打贏本領在真打實備中水漲船高。”師長霍建剛說，透過實戰練兵，不僅讓全師擦亮了老紅軍部隊“敢打硬仗、善打惡仗、能打勝仗”的品牌，還在軍隊改革轉型中贏得了先機。

　　一個強大民族的背后，必然站立著一支強大的軍隊。一支強大軍隊的背后，必集合著一群赤膽忠心的軍人。

　　不論在訓練場、演兵場，還是在祖國邊防海疆，不論在執勤重要點位，還是在搶險救災一線——人民子弟兵依舊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忠誠勁旅，依舊是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安全、保護人民安居樂業的鋼鐵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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