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16日發表曾任世界銀行行長、美國貿易代表及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為該報撰寫的題為《美國外交政策框架面臨威脅》的文章。文章說，美國解決國際問題的框架正處于危險之中。面臨新時代的不確定性，特朗普政府需要把力量與目的相匹配。

　　既然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已選出了他的國家安全團隊，那么他將制定何種路線？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訪時，于上世紀70年代擔任美國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警告，“美國把外交政策看作一系列互不相關的挑戰，在它們出現時根據不同特點來解決，而不是看作整體設計的一部分”。特朗普這個習慣逐筆處理交易的談判家，可能傾向于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外交政策。

　　70年來，美國解決國際問題所用的是二戰后創建并在之后作出調整的框架。該框架正處于危險之中。中東地區1916年創建的國家已經分崩離析。這場混亂導致移民涌入歐盟，引發動蕩。

　　自“馬歇爾計劃”之后成為大西洋戰略根基的歐洲一體化項目，現在正逐漸瓦解。無論英國還是歐盟，對于英國脫歐都沒有建設性方案。甚至連歐洲一體化的堅實擁躉——比如荷蘭和意大利——也在逐漸失去信心。

　　整個世界對美國釋放的信號高度警惕。不久后，特朗普及其團隊將接受危機的考驗，正如所有總統一樣。他們對危機的應對必須體現出美國利益和領導力的戰略框架。

　　歷史可以提供一些借鑒。第一，美國需要確保整塊大陸的安全。19世紀，美國擴張了領土以確保安全。在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確立“睦鄰政策”以來的80年時間里，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努力打造了更強大的北美洲——以此作為美國向全球投射實力的大陸基礎。

　　第二，美國依賴于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強大、穩健和自信的聯盟關系。這些關系可以使美國在廣袤的歐亞大陸的東、西海岸確保美國的利益。北約(Nato)和正在發展中的太平洋聯盟網，包含了美國最親密的伙伴國。美國也享受著與以色列和海灣國家的特殊關系，并且正在與印度締結伙伴關系。

　　第三，美國需要對其國際經濟關系進行現代化調整，以此推進國家利益和全球增長。美國需要制定給私營部門注入活力的貿易、資金流動、投資、匯率、數字經濟和知識產權方面的規則，從而塑造世界經濟體系。

　　第四，美國應該與拉丁美洲的友國一起關注西半球的變化。自19世紀20年代以來，美國對可以改變舊世界的共和新世界的設想經歷了興衰。未來幾年，巴西和阿根廷的新領導層將提供機會。

　　第五，美國需要投資高端軍事力量和科技，同時遵循西奧多·羅斯福對國防外交的指示：“溫言在口，大棒在手”。

　　面臨新時代的種種不確定性，特朗普政府需要把力量與目的相匹配。基辛格指出：“特朗普并沒有提出世界觀。”現在正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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