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劉德良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

　　《法制日報》記者　趙麗

　　直播搭訕是否侵權

　　記者:我們注意到,在戶外搭訕或者戶外直播過程中,直播行為并未征得被直播者的同意。有業內人士認為,這個過程是不應該被播出的。

　　劉德良:對于未經被直播對象同意而直接播出的現象,我認為還是要根據具體內容而定。如果直播的內容、直播的場景不會對被直播對象的名譽和尊嚴造成傷害,我認為這不算侵犯隱私。對于未經被拍者同意的偷拍,我個人認為,如果拍攝的內容、拍攝的場景、播出的效果不會對被拍攝者的名譽或尊嚴造成消極影響,并且不涉及法律上規定的隱私問題,盡管可能違背被拍者的意愿,但不屬于侵犯隱私權的范疇,頂多算是違背合同約定的一種情況。

　　從尊重被拍攝者的角度來看,提前告知或者通過合同約定應當被提倡。

　　不過,其中涉及另一個侵權問題——被直播者的公開權,我把它理解為一種個人信息的財產權,中國法律傳統上叫商品化權或者形象權。直播者利用直播對象的音視頻信息進行盈利,侵犯了個人信息的財產權利。

　　朱巍:我認為侵害了當事人的隱私權、肖像權,還有可能涉及到名譽權的問題。同時,按照民法總則的規定,這種行為可能還涉及到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的問題,因為播不播出,應該是當事人自己說了算。特別是主播有一些貶損性的語言或揩油等行為,這個過程被直播后,對當事人的名譽造成了損害。如果情節、后果嚴重,我覺得網絡主播的行為可能涉及行政處罰法的范疇。

　　記者:戶外直播的過程其實是融入現實生活,同時與人群互動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是否侵犯他人隱私、如何不破壞公共秩序,應該有詳細的監管規定。

　　劉德良:首先要明確隱私的界定,法律上的隱私是通過隱私權來保護的,法律上隱私權保護的邊界應當是明確且受公眾認可的,所以法律上的隱私指的是與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沒有直接關系,同時又關乎人的名譽和尊嚴的個人信息,它包括但不限于裸照、性取向、敏感的情感經歷、不為人知的重大身體疾病或身體缺陷等。當然,它也是一個發展的概念,不同的時期,社會公眾對于隱私的評判標準也在變化。

　　戶外直播更難監管

　　記者:相比網絡直播中的其他內容,戶外直播是否更加難以監管?

　　劉德良:對于直播的監管,我們現在有一些相關的法律規定,但是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據。直播平臺的監管也只能是事后通過技術手段進行審核,因此監管起來更加困難。

　　朱巍:直播一般分為室內直播和戶外直播。相關部門正在對室內直播進行治理,可以說監管非常嚴格。戶外直播確實比室內直播更難監管,因為戶外直播碰到的突發事件不好說是什么,用戶不知道這個突發事件是真的還是假的。比如有的戶外直播內容是,市民在路上走,突然出現一群人拿著砍刀互相砍,實際上這是演戲,但是老百姓不知道。所以,現在一些戶外直播幾乎成了擾亂社會治安的一個手段。

　　記者:我們也注意到,不少網絡直播平臺都有戶外直播或戶外搭訕內容。對此,網絡直播平臺是否有審核、管理的責任。

　　劉德良:從目前來看,法律上沒有要求直播平臺進行事先審查,直播也無法做到事先審查,只能是發現了違反法律法規的直播內容后,按照相關規定進行處理。

　　法律沒有強制要求平臺進行審核,但平臺應該進行自治。平臺完全可以制定規則,比如與網絡主播進行權利和義務的約定,對網絡主播的行為進行規范。

　　朱巍:此類戶外直播違反了各個部門關于網絡直播的種種規定,現有法律已經足夠?，F在的戶外直播出問題,就是平臺不愿意管,因為平臺管的話就是自斷財路。我們現在要做的是,破除這些平臺不愿管的想法,破除的方法就是重罰。另外,對涉案的主播,現在平臺的處理太簡單,有時候僅僅是暫停直播資格或暫停直播,過兩天還可以再直播。網信辦出臺的網絡直播新政中很明確,要設立黑名單制度,但到現在為止沒有幾個平臺實施,也幾乎沒有人愿意實施。比如,對某名違法的網絡主播,這個平臺封了號,但那個平臺又開始播,所以不影響違法主播的行為。

　　我覺得應該呼吁一下,網絡直播平臺應嚴格履行網信辦直播新政的相關規定,必須設立黑名單制度,而且要全網通用,報備網信辦。這樣一來,一名網絡主播一旦上了黑名單,那么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直播,即便在別人的小號上也不許出現涉事網絡主播的影像,不許開短視頻。現在存在一種情形,一名網絡主播被大的直播平臺封號,但他依然可以去別的平臺,依然可以發段子發廣告,依然可以帶所謂的社團,比如結拜師徒,在徒弟的號上放涉事者的視頻、直播,一樣可以賺錢,這些情況都是規避法律法規的行為。

　　從目前來看,法律有直接的規定,但平臺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很多直播平臺為了商業利益,不惜違背法律底線去“留住”能夠“獲利”的網絡主播,即便明知某些主播是“問題主播”,平臺也不敢輕易“得罪”他們,因為擔心主播會“跳槽”去別的平臺。建立黑名單制度后,對納入黑名單的主播將“禁止重新注冊賬號”,并向省級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報告。這樣一來,“黑名單主播”將不能肆意“用腳投票”來“要挾”平臺,也就讓法治與誠信重新回到直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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