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蓬安
最新一期《學習時報》刊登教育部長袁貴仁回答該報記者提問全文。談到高考(微博)改革話題，袁貴仁表示，將會同有關省市，指導各地結合實際盡快制定出臺有關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方案。即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異地高考”方案。(8月18日《新京報》)
近幾年，隨著國民權力意識的增強，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教育和升學考試的問題也逐漸被社會所關注。通過多年的努力，勞務輸入地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決，但依然有不少農民工子女在諸如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還無法上公辦學校，只能上農民工子弟學校。而更為突出的問題，則是所有在勞務輸入地上學的孩子，均不能在勞務輸入地參加高考，只能回原籍參加高考。而因為各地所學、所考內容存在差異，目前高考制度對他們構成了明顯的不利。
之所以造成這一問題，就因為目前高考制度所人為制造的“高考割據”現象。
中國的大學招生，并非完全按照考生成績在全國排隊，而是先將各校招生名額分配到每個地區，在這個名額分配過程中，教育越發達的地區，越是便宜占盡，考生更容易上名校、上大學，從而導致甲地成績好的學生上不了名校，而乙地成績差的學生卻能上名校；甲地成績不錯的學生上三本甚至大專，而乙地成績不咋的卻能上一本這么一個明顯不公平的現象。而這種明顯不公平的現象之所以長期存在，就因為制定高考政策的“頂層”，家人都生活在這些優越城市。換句話說，這樣的政策對“頂層”的后代更為有利。
網絡上有一個案例，說一名湖南籍農民工，偶然間和建寫字樓的設計師聊天，發現他倆竟同是1999年參加全國統一高考的，該民工當年考了523分落榜，而設計師當年在北京考了421分卻上了沈陽建筑工程大學，導致如今兩人社會身份的迥異。
估計正是因為全國統考所帶來的明顯不公有違社會倫理，教育部才換個方式，讓各地自行組織高考，以“不同試卷，分數不具備可比性”來緩解各地考生因直接對比所帶來的刺激。但這樣的改變，其實是利益集團掩耳盜鈴。今年高考之后，社會對“高考不公”問題的反響也是創歷史性的強烈，以至于有人專門研究出全國考生上名校的幾率，發現安徽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個人能上北大，而北京190名考生中就有一個人可以上北大。有人算過，北京考生上北大的機會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廣東考生的37.5倍、貴州考生的35.4倍、河南考生的28倍。而上海考生進復旦的機會更是全國考生平均數的53倍，是山東考生的274倍，是內蒙古考生的288倍。
實際上，北京大學已經成了北京人的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已經成了上海人的復旦大學。可這些名校的經費，卻是由代表全國人民的中央埋單。也就是說，全國人民供養的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卻成了北京人、上海人的大學。很明顯，這是名副其實的窮人供養富人，是發達地區對落后地區赤裸裸的掠奪。
教育資源優越的地區，上大學更能受到照顧；而教育資源貧乏的地區，考生卻受到政策歧視，這估計也是“中國唯一”，明顯違背現代社會倫理。正因為大學招生中存在著的諸多明顯不公，才導致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高考移民”現象，教育部每年還好意思打擊“高考移民”，我真為他們害羞。如果政策講究公義，不去人為地制造“高考不公”，還存在“高考移民”問題嗎？教育部打擊“高考移民”，實際上還是在玩“只許官府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那一套。
有關高考改革話題，袁貴仁面對媒體總是支支吾吾，反映出下一步出臺的改革方案將依然是“見不得人”的玩意兒。
如果教育部果真踐行胡總書記“權為民所用”精神，而不是“權為利益集團所用”，就應該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的立場上，將公平放在首位去實施高考制度的改革，對所有地區不偏不倚，而不是僅站在政治中心北京、經濟中心上海的立場上去思考全國高考改革的問題。
筆者以為，最為公平的高考改革，應該是各大學以同一個尺度在全國錄取新生。也就是說，首先必須恢復此前的全國統考制度，同時取消目前向各地分配名額的做法，讓每一所高校，都能在全國范圍內按照考生成績擇優錄取新生；讓全國每一位考生，都能按照自己的考分和意愿選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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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童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