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士貴有為尤有守
瓊崖最后一批拔貢的沉浮人生
布衣縣長王道熙像 （資料圖片）
文本刊特約撰稿 曾兆旺
1905年，清政府發布諭令廢除科舉制度。科舉廢除意味著傳統仕進之路的斷絕，為了安撫大量的舊學生員，清政府規定“己酉科拔貢亦照舊辦理”。1909年，歲次己酉，按拔貢“逢酉一選”的祖制，這一年是選拔之年，又因為恰逢宣統改元，該科拔貢的名額由常規的“府學兩名，州縣學一名”改為“府學四名，州縣學兩名”。
彼時的海南，分為瓊州府及崖州直隸州，瓊州府學的四個名額，加上十三個州縣各兩個名額，一共選出了黃觀治等30名拔貢。兩年后，即1911年，清政權瓦解，“宣統己酉拔貢”成了中國科舉制度的絕響。
百年之后，當我們回頭打量海南末代拔貢的時候，發現他們在喪亂相逢的時代背景下留下了卓犖為杰的英姿。
正如其中陳有壯致贈陳金聲同年（對同一年參加考試者的稱呼）的詩中所說的“士貴有為尤有守”，在愛國操守上，他們之中有的人更是氣節可嘉，堪稱士子之楷模。
作為“六貢之首”，拔貢的考選慣例，越年輕越受重視。從年齡上看，瓊崖30名拔貢，臨高的符夢卜42歲，澄邁的李標香43歲，樂會的林宴瓊45歲，其他人介乎二三十歲之間，整體上看，這種年齡構成在科場中算是年輕的。
年輕，則意味著不守舊，意味著能接受新事物。從瓊崖末代拔貢的履歷及言行等各方面看，在東方傳統與西方現代激烈交鋒碰撞的新時代，他們之中的不少人已然是“睜眼看世界”的新式士人。
林大魁《青山禪院大關》封面。 曾兆旺 提供
舊文人有新思想
前朝拔貢變時彥
瓊崖三十名拔貢，除了選拔之前已具有廩生增生附生的舊學生員身份，有不少人還接受過新式教育的洗禮。比如林大魁棄儒從軍，在廣東將弁學堂學習兵科；王朝楨、周伯魴是初級師范簡易科畢業；王光謨亦曾游學省城的法政學堂；更有甚者，林孟傳是廣東蠶業學堂最優等畢業。這種學業上棄舊從新的普遍現象，說明他們早已不再將“舉業唯大”奉為圭臬。
從詩文中也能看出，他們早已跳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局限。比如，馮官堯在為林大魁《青山禪院大觀》一書中所作的序言中說道：“夫經濟之高，在于科學之發達。科學者，經濟之母也。”可見馮官堯對于“科技興邦”有著深刻的認知。
林大魁《青山禪院大觀》書中的插圖。 曾兆旺 提供
又如陳有壯在民國元年寫給儋縣知事蔣霖森的詩中，由衷唱出了“革新共享平權福，響應高懸獨立旗”的心聲。顯然，代表著舶來思潮的“德先生”與“賽先生”，早已根植于他們的思維之中。
其實，末代拔貢的觀念之變并非無跡可循。早在1901年8月，清政府宣布科舉改制。除了四書五經“不準用八股文”，還增加了中國政治史事論、各國政治藝學策等新內容。晚清的生員出于應試的需要，必定要在知識方面吐故納新。而另一方面，廣東是西風東漸的橋頭堡及維新思維的發源地，一大批新式學堂的設立更加速了新思維新知識的傳播，再加上，這批瓊崖拔貢中的不少人，都有過踏足香港的經歷，對西方文明有了切身的體會，眼界自然會為之一新。在此情況下，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海南士子經過耳濡目染，思想觀念有了洗心革面的改變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種觀念上的自我革新，也促進了他們身份的轉變。在清帝退位之后，作為頭頂前朝功名的昨日黃花，他們不做遺民，而是積極入世爭當時彥，在新的共和時代發出了耀眼的光和熾烈的熱。
36cfc486-ae32-4d43-9dd1-7a8c3e80910e.jpg)
ae5f1ffd-ab12-430d-b30c-c916a0cf449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