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講臺上”

　　然而,老天在徐其軍的人生道路上設了一個不小的障礙。2002年,滿心歡喜準備結婚的徐其軍卻得到了一個壞消息——因長期勞累過度,他患上了腎衰竭,加上未能及時治療,已并發尿毒癥,需要做換腎手術。更為棘手的是,由于先天基因特殊,要找到匹配的腎源難上加難。

　　“當時醫生告訴我還剩三四年時間,我絕望了。自己一個人反鎖在屋里,把這些年來的讀書筆記、文學作品提綱、發表的文稿、獲獎證書都燒了,那時候真的是萬念俱灰……”陷入回憶的徐其軍眼圈紅了,厚厚的鏡片上起了一層霧氣,“后來……”他背過臉去,忍了好久才正聲,“后來覺得躺在家里等死也是這么長時間,倒不如好好教好這三四年的書,我不能讓學生剛學英語就因為我的病而耽誤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講臺上。”

　　忍痛與未婚妻解除了婚約,向父母隱瞞了病情,徐其軍裝作若無其事,回到講臺上。為了控制病情,他每天需要服用7種藥物,復查的結果卻一次比一次糟糕:聽力、視力、記憶力開始下降,頭發不斷脫落,每天早晨都會嘔吐……從家里到學校,步履蹣跚的他需要將近一個小時,放學回家后,早已累得腰酸背痛上不了床。盡管如此,他和其他5名老師一樣,一周上19節課,三年級的英文和五年級的英語,一節都沒有耽誤過。

　　學生章連明對這樣一個場景記憶猶新:那天語文課上,她發現徐老師弓著背,右手扶著腰,用左手在黑板上寫字,跟往常有些不一樣,只寫了幾個字襯衫就濕透了。等轉過身來,她看見徐老師臉色煞白,剛講了幾句,他就不得不一只手撐著講臺,另一只手抵著腰,大口大口地喘氣,突然間一頭栽下了講臺。

　　那一次病發讓徐其軍不得不住院治療。手術前,醫生讓其選擇血透還是腹膜透析。相較而言血透的效果會好一些,副作用也小,但是要經常去醫院,而腹膜透析可以在家里做,但容易感染。徐其軍果斷地選擇了后者,為此他還學會了透析,每次透析時將兩公斤的藥水注入體內,休息一會,就拔掉針管去上課,上完課,再把代謝出的血水放出來。這種非常人能忍受的痛苦,徐其軍每天要做兩次,這一做就是九年。

　　“我想快點好起來,盡早回去給孩子們上課”

　　2011年3月,醫院通知徐其軍有合適的腎源,并為其成功進行了換腎手術。手術后的他,身體消瘦,面色灰暗,由于藥物的副作用,臉上滿是痘痘,但是精神很好。徐其軍的妹妹告訴記者,醫生讓他至少要休息半年才能去學校,可是他一刻也不想閑著,“有時候在家練練字,但是手抖得厲害,他擔心自己給孩子們上課時拿不起粉筆來。”

　　在妹妹家養病,徐其軍“身在曹營心在漢”。今年4月23日,得知教過的幾個學生要參加初三英語考試,徐其軍偷偷地乘車來到竹鎮民族中學給學生們鼓勁。他的學生章寧說,“當時徐老師戴著大大的口罩,挨個兒跟我們講解注意事項,進入考場時還沖我們做了一個要自信的手勢,”章寧的眼淚撲簌撲簌地落下來,“徐老師總是這樣,一心只想著我們這些學生……”她掏出手機,翻出一條徐老師發給她的短信:“面對中考要淡定,方能處事不驚,這樣才能成功”。

　　當記者問起徐其軍現在的愿望,他這樣回答,“我想快點好起來,盡早回去給孩子們上課。”樸實的話語卻充滿濃濃的感情,“畢業那會兒覺得自己作為一名老師能改變很多事,現在看來,我能真正做好一個合格的小學教師就不錯了。”聽了他的話,記者不由眼圈兒一熱:“徐老師您做到這樣不僅僅是‘合格’,更應該是‘優秀’。” 徐其軍搖搖頭,特別強調了“合格”兩個字,“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只能傾我所能做到最好。像我們這邊山里的孩子,父母大都在外打工,本身學習條件就不如城里的孩子,我能做的就是給他們多一點關心,多一點呵護,讓他們學到更多的知識。”

　　“許身孺子平生愿,三尺講臺寫春秋”,也許正是這樣的信念,讓徐其軍用生命譜寫出一曲感人肺腑的教師之歌。

　　獻給最美鄉村教師 致 徐其軍

　　彭程

　　人生是一連串的選擇。

　　選擇什么，怎樣選擇，印證了一個人的靈魂質地、精神境界。

　　在本來可以留在城市的時候

　　你選擇了回到偏僻的鄉村；

　　在重病纏身的時候，

　　你選擇了堅守講臺，一站就是九年；

　　在家境貧寒困窘的時候，

　　你選擇了把節省出來的錢，資助貧困的學生買學習生活用品；

　　這些選擇的背后，

　　是良知，

　　是責任，

　　是土地一樣質樸而深沉的愛。

　　“做吹笛人,把牧童引向山外”，

　　“我就是死，也要死在三尺講壇上！”

　　這是你的心聲，

　　樸素至極，卻又感人至深！

　　燃燒自己的生命，是為了一片土地的未來。

　　也正因為有這樣的強大信念的支撐，

　　盡管身體羸弱，疾病折磨，

　　你內心仍然迸發出熾烈的光和熱。

　　它溫暖了孩子的心靈，

　　也照亮了他們成長的道路。

　　因此，

　　我們也做出鄭重選擇：

　　把最美鄉村教師的榮譽，頒發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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