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5年9月16日下午

　　地點：四川省瀘州市江陽區人民法院第三審判庭

　　案由：生命權糾紛

　　案情：廣場舞大媽與散步大媽因故發生爭吵，致后者因心臟病發作死亡。死者近親屬將該廣場舞的組織者楊某、王某等四人告上法庭，認為四人作為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且有人參與爭吵，要求他們承擔賠償責任。

　　案情回放

　　2015年6月18日晚8時許，李某與丈夫魏某帶著3歲的外孫，在瀘州市大梯步文化廣場散步。3歲的外孫因遇到了幼兒園的同班玩伴，遂掙脫了李某的手，與玩伴一起跑到中老年婦女廣場集體舞的方隊內，李某趕緊上前將兩個孩子拉出。

　　據原告訴狀稱：這時廣場舞中有人大聲罵道，“你不把娃兒看好點，給你踩死了不負責哈。”李某不堪忍受這樣的言語，與另一位帶孩子的老人一起據理力爭。隨后爭吵加劇，更多的跳舞大媽聚攏來，李某被圍在其中。爭吵中，李某情緒激動，當場倒地死亡。

　　經病理尸體剖驗報告顯示，李某系因冠狀動脈性心臟病發作而猝死。

　　李某的丈夫魏某、女兒、母親認為楊某、王某等四人身為廣場舞的組織者，負有管理、引導其全部參加人員踐行文明健身、遵守社會公德及對他人安全保障之義務，卻縱容甚至參與對李某的吵罵，呈圍攻性，未盡到相應義務，對李某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遂起訴至法院，要求四名組織者共同承擔李某死亡人身損害損失的30%責任即19萬余元，且相互承擔連帶責任。

　　庭審現場

　　這是一起少有的廣場舞大媽參與吵架致人死亡后，廣場舞組織者作為被告的案件。來自電視臺、報社的記者及跳舞大媽等40余人參與了旁聽。

　　9月16日下午3時20分，法官敲響法槌。庭審中，雙方當事人及律師均出庭，案件主要爭議焦點在于：四被告是否是適格的主體；原告的損害是否屬于被告的安保義務范圍。

　　法庭上，原告向法庭出示了公安局調查筆錄、廣場舞收費依據、詢問筆錄、現場勘查照片等證據。被告方沒有證據向法庭提供。

　　組織者是什么角色

　　原告認為，四被告作為廣場舞的組織者，未能選擇合適的場地進行活動，更未加強自身修養的提高，甚至其中還有人參與吵架行為，故是加害行為人，對李某死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被告認為，組織跳舞的人是零散的、臨時的、無報酬的，不能稱為組織者。該事故的發生完全是場內跳舞者與場外人員的個人行為，與所謂的組織者沒有直接關系。另外，從尸檢報告看，李某是死于心臟病，吵架只是誘因，而四被告沒有參與吵架，不是誘發其死亡的原因。

　　“事發當天我不在場。”王某委屈地說，“我們負責收錢，但都不知道全名，只是記代號，收的錢全部為大家服務。沒有交錢的，我們也不會催促。”

　　“我們每年只收34元錢，用于音響儲存費、電費，剩余的錢過年就買點紀念品。”楊某說，“事發當天我在前面領舞，我不曉得誰和誰吵架。”

　　庭審中，原告向法庭申請補充證據，法庭給予其7天時間。原告律師表示，不能證明具體侵權人時，將以共同危險行為追責，不排除會追加當天所有在場人為被告。

　　法庭去公安機關調取過監控錄像，但公安機關回復由于事發地點恰巧是監控的死角，所以無法提供。

　　安保義務盡到了嗎

　　原告認為，四被告作為安保義務人，有機會、有條件以最低的成本避免悲慘的結果，如果被告方選擇一個寬敞的地方，或者忍讓一下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悲劇。同時，跳廣場舞已經具備了接觸公眾的主動性和現實的危險性，因為其他人有可能進入他們開放性的場所或隊伍里。作為跳舞的個人和組織者應盡到最基本的注意義務，卻沒有防止或制止李某死亡事件的發生，至少在法律層面應承擔補充賠償的責任。而被告方沒有任何證據，根據高度蓋然性的規定，請法官及時查明，給予公平判決。

　　被告認為，廣場舞的組織者已經盡到了應盡的義務，比如環境、噪音、場地的安全，都是選擇好了的。跳舞是松散行為，參與者的隨意性很強，組織者沒有一般意義上的管理職能和權力，也沒有權利對參與者進行約束，不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另外，本次不幸事故的受害者是場外無關人員，事故的發生也是其個人行為，組織者沒有不盡義務的問題。

　　庭審中，魏某與女兒聲淚俱下。魏某說：“我現在50多歲了，還有一個十多歲的小兒子要撫養，既當爹又當媽，還要去掙錢。可是，人都給我吵死了，到現在為止，被告方卻沒有一個人給我們道歉。”

　　散庭后，旁聽的跳舞大媽中有人表示，如果真的要參與跳舞的人員都賠錢的話，恐怕這些隊員是沒有人會掏錢的。據悉，如果賠付款是19萬元，以30人計算，每人需要賠付6000多元。而這對跳廣場舞的大媽大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該案將擇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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