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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和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并列，成為第五種世界貨幣。IMF總裁拉加德此前就曾表示，作為SDR創建以來首次納入的發展中國家貨幣，人民幣入籃將加速國際金融制度的改革。

　　其實，早在去年11月IMF宣布人民幣將被納入SDR貨幣籃子之后，就有美國媒體直言，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它已不再像最初成為世界霸主時那樣在經濟上占據主導地位。在2008年那場從華爾街掀起進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后，要求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呼聲從未停止。如今，“一美獨大”的國際金融體系正在逐漸失去擁躉，加快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國際金融秩序合理化，成為世界共同的期待。

　　美國官方有點小酸

　　北京時間9月30日凌晨路透社稱，美國財長杰克·盧周四表示，盡管人民幣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但距成為全球儲備貨幣“還有相當一段距離”，中國需要進一步改革以達到這一目標。

　　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重創世界經濟的同時，也將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弊病和漏洞暴露無遺。“危機是由金融創新不到位、房地產泡沫過大引起的，但核心問題仍是國際貨幣體系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陳鳳英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稱。

　　在此之前，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存在60余年。雖然有歐元、英鎊、日元等貨幣的輔助，但各國普遍習慣以美元作為國際間交易清算的媒介。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的比重更是一度超過80%。“這種‘一美獨大’的格局把世界經濟的所有責任都扛在美元身上，而美國顯然沒有這個能力。”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說。

　　危機之后，美國的自救行動更讓其他經濟體看清這種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潛在的巨大風險。從2008年11月至2012年9月的近4年間，美聯儲先后宣布3輪量寬政策，借助大規模的非常規寬松貨幣刺激措施，壓低基準利率，刺激經濟增長。“這實際是通過印鈔，使美元匯率不斷下跌，由此把危機轉嫁給世界其他經濟體，讓別人為它的債務埋單。”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沈驥如說。

　　而受這種負面溢出效應影響最深的，就是金融體系相對脆弱、對美元過度依賴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幾輪量寬導致資金在國際市場大進大出，對金融穩定構成威脅，而新興經濟體的市場動蕩尤為明顯。如今，美國經濟已經展露復蘇氣象，美聯儲也宣布退出量寬，而新興經濟體卻因以逐利為目的的熱錢的大量撤離以及長期存在的經濟結構性問題，依然深陷經濟低迷。這也讓它們意識到，改變對美元的過度依賴，改革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刻不容緩。

　　另一個同樣迫切的現實是，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已經不能反映全球經濟格局發生的變化。

　　“進入21世紀之后，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改變，發展中經濟體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發展迅速，尤其是中國，對于世界經濟新增量的拉動作用突出。然而與此相應的是，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代表權很小，它們的主張和要求得不到很好的表達和接受。”沈驥如說。

　　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遺產的IMF，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其成員國份額一直被批評為無法代表新興經濟體崛起的現實，SDR貨幣籃子的代表性也因種類和份額的僵化日益下降。《福布斯》網站曾刊文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使IMF投票機制的失衡問題更加惡化。

　　“這不利于世界經濟穩定、均衡、公平的發展。”如沈驥如所說，向多元化發展的世界經濟需要多元化的貨幣與之匹配，也需要一個更為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

　　多管齊下推動改革

　　事實上，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召開的首次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開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就成為G20議事桌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話題，世界各國推動改革的努力也持續不斷。“大家的意見主要集中于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特別是主要的國際金融機構如IMF和世界銀行的話語權和代表權。”沈驥如說。

　　2010年，一項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終于出臺，旨在使IMF所有成員國的資金配額翻倍，并將約6%的份額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代表性不足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由此，中國將成為IMF第三大成員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則將躋身十大份額國行列。

　　然而，因為唯一擁有一票否決的美國一拖再拖，這道改革的曙光一度式微。直到2015年底，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才批準這項改革方案。“美國不愿意投票贊成這項將有損其全球影響力的改革。”《福布斯》網站一言道破美國的心思。

　　不過，美國的拖延沒有使已經看到現有國際金融體制痼疾的各國就此罷休。份額改革滯緩，那就另尋他路。

　　2014年7月，金磚國家宣布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簡化相互結算和貸款業務，從而減少對美元和歐元的依賴。2016年1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開業，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重點支持亞太地區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

　　“這些新成立的國際金融機構，為全球的發展和穩定進行融資，提供金融安全，正是現在世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魏民指出，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導的新國際金融機構的出現，成為近年來國際金融體系的一個明顯變化。

　　“過去，IMF和世界銀行幾乎同氣連枝地主宰著國際經濟的天氣。”俄媒也引述哈薩克斯坦學者艾達爾·葉爾梅科夫的觀點指出，隨著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投行這兩個“不聽命于國會山的新國際金融機構的建立”，種種跡象表明，英美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時代就要終結了。

　　而如今，人民幣作為新興經濟體貨幣首次入籃，并且權重超過英鎊和日元，占據第三的位置，更被視作世界經濟的全球治理吹入的一股新風，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有益補充。“考慮到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于世界經濟拉動作用的突出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穩健推進，預計5年之后人民幣在SDR中的權重還會上升。”沈驥如指出，過去過分依賴美元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逐漸向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的方向發展。

　　“人民幣可能在未來10年內成為一種重要的儲備貨幣，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IMF前中國部和金融研究部主任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如是說。彭博社則認為，隨著人民幣朝著與美元和歐元一樣成為頂級世界儲備貨幣邁出最大一步，全球經濟可能進入一個更加穩定的時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讓世界看到了金融監管的缺失。如陳鳳英所說，在這場危機之前，“沒有人提出可能發生危機”，而這顯然是監管出了問題。近年來，各國也吸取教訓，將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加強全球金融監管防范的努力上。

　　在2010年舉行的G20首爾峰會上，《巴塞爾協議Ⅲ》獲得正式批準實施。作為全球銀行業監管的標桿，該協議的出臺必將引發國際金融監管準則的調整和重組。此外，國家層面、區域層面以及全球層面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建設也在穩步推進。“這些建立風險預警機制的舉措都可圈可點，有利于對國際熱錢、匯率的異常波動加強政策協調。”徐洪才說。

　　多元趨勢已成必然

　　“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各國協同合作。穩定國際金融體系不是某個國家的要求，而是全球穩定發展的要求。”沈驥如指出，此次人民幣入籃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表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在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主張和方案越來越為世界所重視。

　　未來，發展中國家的權重繼續提高，國際金融體系向多元化、多極化方向發展，是公認的必然趨勢。

　　“發達國家一統天下的局面會徹底改變，不會再像過去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的IMF、世界銀行、WTO等幾大國際經濟機構一樣，所有事情都由他們來做。”魏民認為，今后在份額匹配、儲備貨幣以及貨幣使用等方面，都將更加充分地反應新興經濟體成長的現實。

　　毋庸置疑，新興經濟體將成為國際金融舞臺越來越活躍的角色，而由它們主導的新國際金融機構也將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補充和新生力量。

　　“目前，世界經濟復蘇依然疲弱，美聯儲遲遲沒有啟動下一步加息也表明，情況相對較好的美國經濟實際也沒那么強勁。在這種整體環境不佳的情況下，就需要一些新的增長點來帶動世界經濟。”魏民指出，在這樣的背景下，更多國際金融機構的誕生，新興市場更加積極地參與其中，能夠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擴大發展的新空間。此外，人民幣入籃之后，使用會更加廣泛，功能也會不斷增強，這也將相應地使經濟交往更加活絡。而這些都有利于促進世界經濟的復蘇和發展，同時降低下一次危機出現的風險。

　　當然，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存在不可忽視的阻力與風險。分析普遍認為，目前世界各國關于需要改革的意識相對一致，但是一些改革的具體行動依然不夠到位。“例如，IMF的改革就還沒完成，一方面要進一步落實2010年份額改革方案，另一方面也要擴大SDR的使用，對它的定期檢查機制、定價機制、發行機制進行研究改革，從而提升IMF在危機出現之后動用金融資源的能力。”徐洪才說。

　　陳鳳英則認為，膨脹的全球債務是目前世界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現在雖然加強了監管，但虛擬經濟依然過大，‘綁架’實體經濟，這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問題是一樣的，甚至更嚴重。”美國《紐約時報》也指出，美國的公共債務超過190億美元，而近年來的派系政治使美國來到了債務違約的邊緣。

　　這就意味著，僅僅有防范危機的心態和加強監管的舉措是不夠的，還需要更加給力的解決危機手段、更加強勁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而無論美國等發達國家是否愿意讓步或接受，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勢頭都已不可逆轉。（嚴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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