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縣一份禁止復婚者操辦酒席的“紅頭文件”引發廣泛關注。原本是值得點贊的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出臺細則狠抓作風之舉，但偏偏有人“把好經念歪了”，導致奇葩“紅頭文件”再次出現。

　　復婚、再婚不得操辦酒席，一事多辦、一事多地辦等情況也屬違規操辦酒席行為；普通民眾春節期間與親朋好友相聚也被舉報為濫辦酒席；老百姓婚喪以外的酒席一律禁止，普通村民為老人祝壽亦在禁止之列……種種規定，不僅針對黨員、干部，普通群眾也在約束之列，讓人多有不解。由此及彼，此前一些地方以反“四風”名義，連女職工體檢的正常福利也一并反掉，對困難群眾的慰問也一并取消等矯枉過正行為，不禁讓人細思其背后的邏輯。

　　這些規定表面上看是要狠抓作風建設，改善當地的黨風民風，然而，這些“任性”“奇葩”的“紅頭文件”所折射出來的，恰恰是文件制定者本身需要改進的工作作風，實質上是“四風”在作祟。有的地方領導干部將對黨員、干部的嚴格要求，不加推敲便推及普通群眾，既不注重當地的民俗傳統，也不考慮群眾的切身感受，以“禁令”的方式來推進工作；有的領導干部“一人說了就算，一拍腦袋就定，一拍胸脯就辦”，不進行調查研究，不講究工作方法，盲目出臺“規定”，群眾自然不會買賬。

　　群眾利益，“一枝一葉總關情”。從嚴治黨、轉變作風、監督問責，對黨員、干部的要求應當嚴之又嚴，但之于群眾就當有所區別，即使理念先進，也應以引導鼓勵為主，不能簡單地“一刀切”、發“禁令”。風成于上，俗化于下，民風民俗的改變，豈是一個簡單的“禁”字了之？

　　“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那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毛澤東同志早在1934年題為《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報告中就強調群眾利益無小事，他表示對于群眾的穿衣、吃飯、住房、柴米油鹽、疾病衛生、婚姻，這些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應當注意解決。他還強調要注意工作方法，“一切工作，如果僅僅提出任務，而不注意實行時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實際的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可見，不時時處處從群眾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以群眾更能接受的工作方法推進工作，搞官僚主義那一套，什么時候都行不通。

　　還應看到，盲目下“禁令”、搞“一刀切”的行為背后，也反映某些領導干部不擔當、怕擔責的心理。在對主體責任強力問責壓力之下，有的領導干部干起工作來縮手縮腳，生怕自己所轄之內出問題、被問責，極易催生不分青紅皂白、寧可矯枉過正之舉。這樣滿足于“程序到位”的做法，不僅不能贏得群眾擁護，反而招致群眾不滿，是對中央抓作風建設初衷的曲解，也有損地方黨委政府的威信。

　　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再到“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教育廣大黨員、干部不忘初心，督促黨員、干部自身忠誠干凈擔當，在思想上將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實踐中把握運用好群眾工作方法，說到底，都是為了增強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和能力。因此，抓作風建設，以良好黨風政風帶動社風民風的向善向好，還得首先改掉自身的“四風”，多為群眾著想，多謀務實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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