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投博彩 被逼的？

　　周六，晚8點，張宇與一眾朋友聚集在北京豐臺區一家彩票投注站。今天是張宇的生日，幾個朋友決定送他一份特殊禮物——10張彩票，都是50倍倍投，都是機選。

　　這是幾個人商量的結果，10張機選是為了增大中獎幾率，50倍倍投是為了能清空獎池。類似場景，正在全國范圍內各個彩票投注站中發生。不斷涌現的億元大獎，刺激著彩民的神經。

　　巨獎誘惑的另一面，對彩票的質疑從未停止，巨獎誕生的真實性、公益金的分配、發行的“壟斷”……諸多問題加于彩票一身。帶著彩民的愛與痛，本報記者對話了中國彩票行業沙龍創始人、2009年曾被民政部聘為彩票行業專家的蘇國京。

　　倍投弱化了彩票的公益性、娛樂性，強化了博彩性”

　　新聞觀點：每逢大獎，公眾都會發出質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蘇國京：我認為這與目前社會大環境很有關，百姓不僅在質疑彩票，包括食品、水等多個社會領域，百姓已有一種習慣性質疑。彩票業發展26年并未有實質性問題出現。同時，產生質疑也與彩票的中獎概率有關。以雙色球為例，中頭獎的概率大概是1772萬分之一，這樣小比率，在概率上屬于超小概率事件。簡言之，如果你想包中頭獎，就要花3544萬。對于百姓而言，這種全包投注形式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但是彩票“盤子”越來越大，銷量也屢創新高，原來雙色球單期銷量超不過億元，現在每期銷售額都在3億元至5億元，如此大銷售額之下，中頭獎人數逐步呈現，并由于獎池的累積而迅速增加。實際上我們用目前每期雙色球銷售數量和中頭獎概率進行計算和比對，是基本符合理論，并不存在什么作假問題。

　　新聞觀點：公眾質疑的另個一焦點是，中大獎的人為何用“倍投”這種非常理方式去博大獎？

　　蘇國京：這個問題，職業彩民和從業者與大眾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職業彩民覺得倍投屬于彩票正常投注行為之一，很合理。但是你問一個大眾彩民或者白領，他們會覺得這個事情根本無法理解。他們會認為：誰會把一注號碼買20倍、100倍去投注？那不是有病嗎？

　　其實大家去任何一個彩票投注站點問一問就明白了，有很多彩民很多年前就在使用倍投方式進行彩票購買。有些彩民完全是按照當期彩票獎池總金額來計算，清空當期獎池需要多少倍，他們就會投注多少倍。

　　我個人的表態是，不贊成倍投購買數字彩票這種形式，尤其是雙色球這些有大獎池的彩種。彩票的核心是公益、娛樂，倍投的行為是在弱化彩票的核心屬性，強化了彩票的博彩性。

　　“500萬元封頂是在逼老百姓用倍投博頭獎”

　　新聞觀點：彩民為何會選擇“倍投”？

　　蘇國京：倍投的根源，在于我國彩票制度中500萬元封頂的限制。國外的彩票大部分沒有封頂獎金，如果一個人中大獎，這個人就可以清空獎池，如果多人中獎就多人平分。

　　500萬元封頂的不合理還有通貨膨脹的因素。20年前，500萬元可以完全改變你的人生，如今500萬元還能做到嗎？

　　兩元錢買一注彩票，對于一個普通市民不算什么，也不會對生活品質有任何影響。如果拿出十元、一兩百元去倍投，不少人也能接受。那么在頭獎有封頂的情況下，彩民就會傾向于用倍投去博大獎。長此以往，將助長一種不理性的心態。因為無論你倍投多少倍，頭獎中獎概率都不會增大。投一次兩百元沒中，投十次兩百元沒中……久而久之，未中獎彩民很可能會隨著獎池的變化而“賭紅了眼”，積怨也會逐步增加，隨之產生一些社會問題。

　　換個說法，傳統500萬元封頂的政策是在逼老百姓用倍投去賭頭獎！因此我們呼吁盡快取消部分彩種頭獎獎金封頂的制度，從根源上杜絕倍投這種非理性購彩形式。

　　新聞觀點：彩票發行機構通常會渲染倍投獲大獎的“奇跡”，你怎么看？

　　蘇國京：這是個宣傳導向問題。一個倍投成功案例的背后，一定有無數次倍投失敗為代價，但我們媒體對這方面卻少有報道。當然這與彩票發行機構也有關系，各省市之間也有差異。例如北京，相對很少做這方面的宣傳。

　　其實無論中多大的獎，都是彩票銷售中必然發生的事情。中500萬元和5億元并沒有理論上的差異，沒有必要刻意去渲染和宣傳，更不應鼓動彩民為中頭獎去購買彩票。這次北京出現5億元大獎，彩票中心沒有進行過度的宣傳，應該也有這個考慮。

　　“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應公開征集意見、及時公示去向”

　　新聞觀點：這可能是彩民最關心的問題——買彩票的錢到哪兒去了？

　　蘇國京：福利彩票發行宗旨是“扶老、助殘、救孤、濟困、賑災”，這十字方針目前都做到了，只不過彩票管理和發行部門并沒有把這個情況向大眾公示清楚，所以彩票的公益性只被少數人知曉。大部分彩民不知道，他們買的兩元錢彩票中，有7毛錢是拿去做公益了。

　　中國彩票銷售其中50%用于返獎，35%是公益金，15%是發行費(其中7%給彩票銷售站點)。現在最具爭議的就是這35%公益金。彩票具有廣泛的群眾參與性，因此我們希望彩票的公益金使用更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新聞觀點：彩票公益金目前都被用在什么地方？

　　蘇國京：彩票銷售的公益金收入50%地方留成，50%上繳中央，上繳中央的絕大部分上繳財政部。當然財政也會將其中小部分公益金撥付給非民政和體育系統。但問題是財政將公益金收入的大部分撥付給了社保基金，而社保基金被認為是應該由政府承擔的財政計劃內支出。關于用公益金沖抵社保基金這種做法，在行業內部一直有著嚴重的分歧和爭議。

　　雖說存在爭議，但用到社保基金中，終歸是有利于大多數百姓，道理上也說得通。只是我們希望能將彩票公益金使用到更多公眾性、百姓了解認知度更高的項目和領域中去。

　　中國彩票銷售的35%用于公益，截至2010年已經籌集2818億元人民幣公益金用于福利事業、體育發展及各類公益事業。但是這幾千億花出去了，我們的管理發行機構又很少做宣傳解釋，老百姓并不知道你做了這么多好事，自然會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所以，在彩票公益金使用方向的問題上應該公開征集社會大眾的意見，在公益金的使用及去向問題上更應做到及時地公示和宣傳。

　　“國家彩票和區域彩票是各國普遍推崇的發行形式”

　　新聞觀點：從政策上更合理地引導彩民購彩，這就提出了一個彩票發行機制改革的問題。近段時間最為紅火的一個概念就是“國家彩票”，或者說“彩監會”。“國家彩票”究竟是什么？

　　蘇國京：國家彩票其實是個宏觀概念，簡單說，一個國家負責發行彩票，然后把彩票募集的公益金劃歸國家所有，然后國家按照各個行業、區域的需求和當期重點扶持項目等因素進行跨行業、跨區的公益金分配，同時針對某一行業或者某一特殊事件可以單獨發行事件或行業彩票，這就是大國家彩票概念。

　　目前世界各國彩票的狀況不一樣，有國家彩票，有區域彩票(比如美國按照州進行劃分)，有行業彩票，有私人承包彩票等各種形式存在。但是國家彩票和區域彩票一直是各國普遍認可和推崇的發行形式。

　　在中國，根據最新實施的《彩票管理條例》規定，彩票的監管機構是財政部，彩票的管理機構只有民政部和國家體育總局，彩票的發行機構是中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和國家體育彩票發行中心。任何其他部門是不允許進行彩票發行的，如發現將視為非法。由此可見，就中國彩票而言，部門彩票痕跡明顯。

　　新聞觀點：從我國彩票的歷史發展來看，由兩個部門發行彩票，當年并不是一個“香餑餑”，而是“燙山芋”，如今要推行“國家彩票”的概念，是否具有可行性呢？

　　蘇國京：《彩票管理條例》是今年開始實施的，里面明確規定了彩票最高監管機構、唯一管理機構和發行機構，這可以看做一種定性。所以我認為在短期內，再提這個國家彩票機構的設想暫時不太可能了。畢竟一個“條例”剛剛實施，不可能立即就進行大的修訂。從目前階段來看，我認為四五年后“國家彩票”才能重新提上日程。

　　這也與彩票的發行規模有關，今年我們彩票的預計年銷量為2800億元，以35%公益金計算，也就是不到1000億元。一個可以使用資金不到1000億元的行業，算不上一個行業，還比不上一個中石油呢。它受關注的程度自然有限，想有話語權恐怕都排不上隊。

　　但是，如果彩票業保持目前高速發展態勢，2016年預計年銷量會超6000億元，公益金規模將超2000億元，那時這個行業受國家重視程度就會不一樣。屆時《彩票法》的推出將具備可行性，國家彩票概念的推出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

　　彩民“賭性高”？

　　改改玩法呢？

　　博彩界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可著全世界比較，華人好賭人盡皆知。

　　不管說法有沒有公允，光是看彩民動輒幾十倍投的架勢，這話聽著就像是那么回事。

　　遺憾的是，光有彩票很難滿足彩民的賭性，尤其是返獎率50%的設置，讓不少彩民流入境外與地下博彩。有業內人士估計，每年流入地下博彩業的非法賭資達6千億元甚至1萬億元。

　　如何把這些資金拉回正規渠道，讓“賭性高”的彩民回歸？用試點的方式，逐步推進彩票發行改革勢在必行。以返獎率為例，在國外博彩游戲和賭球類的返獎率是85%起，國內不妨也進行試點，適當提高返獎率，修改相關游戲規則，試試效果。如果效果良好，可以再考慮進行大范圍逐步的推廣，這種嘗試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

　　當然，不僅僅在返獎率問題上，數字彩票、即開彩票的玩法設計、品種創新都有待提高。彩票創新可以有很多，這需要一個完善的市場機制去引導。彩票監管機構可以做好監督，放開發行，讓企業更有參與彩票行業的積極性。

　　彩票發行機制的改革，博彩區域化、限制性的適度放開將成為一種趨勢和方向，在人盡皆知的天性面前，我們也要正視現實，學學大禹治水，疏堵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