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有江南的風雅，塞北有塞北的豪邁，神州各地，雖民風不同，景物各異，但是卻同樣引人入勝。至于海南，自古稱瓊崖二州，懸于海外，風光更是自成一脈。
游歷海南的歷史名人，當他們渡海之后，瓊州美麗的風景又常常將他們吸引，讓他們樂在其中，流連忘返，于是便有了蘇東坡的“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便有了胡銓的“海風飄蕩水云飛，黎婺山高日上遲”。慢慢地，這些曾經(jīng)在海南行走過的人也成為了海南風物的一部分，如今的東坡書院、盛德堂等已經(jīng)成為海南文化的重要載體，與海南的自然風光一起，吸引著無數(shù)游人。
國畫中的蘇東坡在海南。
詩酒山水蘇東坡
說起游歷海南的歷史名人，則要首推蘇東坡，雖然蘇東坡在海南僅有短短三年時間，但他卻游歷了許多地方，不僅如此，蘇東坡每到一地，往往會留下許多詩句，這些詩句又使得瓊崖山水熠熠生輝。
不得不說，蘇東坡剛來到海南的時候，心情并不是那么愉快，畢竟一貶再貶，從汴京一路向南，到了海南也算是到頭了。剛來到海南的那一年，蘇東坡甚至感覺到了絲絲涼意，他寫信給友人，稱“此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畢竟是人生地不熟，況且語言也頗有不通，蘇東坡臨瓊伊始感到孤寂也是正常，但很快，蘇東坡就想起了他的一位好友，這位好友陪著他一路南下，曾經(jīng)同游黃州、惠州，他就是陶淵明。
蘇東坡有很多“和陶”詩，所謂“和陶”就是寫詩次陶淵明舊作的韻，對蘇東坡來說，陶淵明可以說是一位好詩友、好玩伴，由于志趣相投，數(shù)百年的時空相隔并不影響兩位詩人的交往，蘇東坡這一路被貶，陶淵明時不時就會來到蘇東坡身旁，兩人作詩冶游，倒也樂在其中。
在一個春日，蘇東坡和兒子蘇過一起來到了儋州的郊外，看到北門江江水湍湍，水面上時不時飛過一只只沙鷗，便放一只輕舟，靜臥船中，順流而下，觀云影徘徊。北門江并非大河，河中多有沙洲，蘇東坡行船遇到水淺沙多之處，便干脆舍船而下，在河洲之上漫步聚飲。酒過三巡，恍惚中看到詩友陶淵明，便借用了其詩韻寫下了《和陶游斜川》一詩，詩云：“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jié)年，未失斜川游。春江淥未波，人臥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泛泛隨鳴鷗。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層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圣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兩位詩人隔著時空對詩，但那樂天知命、寄情山水的心態(tài)卻是別無二致，反正不過是人生如寄，去哪里游不是游呢？想到這里，蘇東坡又和陶淵明干了一大杯，天光搖曳，東坡醉矣。
胡銓塑像
行走天涯屈大均
和蘇東坡的縱情山水不同，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對瓊崖風物頗有點格物致知的精神，被譽為“嶺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生于廣東番禺，自幼便對嶺南的一切十分感興趣，在游歷了神州各地名山大川之后，他覺得有必要將家鄉(xiāng)的風物介紹給更多的人，所謂“予嘗游于四方，閎覽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問焉。予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平昔識之于己者，悉與之語。語既多，茫然無緒，因詮次之而成書也。”停留在口頭上的那叫閑談，而記載在紙面上的，便成了屈大均的《廣東新語》。
在《廣東新語》中，有著大量對海南風土人情的記載，從那細致入微的描述中，讀者們可以看到屈大均對嶺南故土的熟稔與熱愛，同時也能品味出這本書的成之不易。
屈大均游歷海南，可以說是馬步舟車無所不用，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筆下的南中國海，“萬州城東外洋，有千里長沙，萬里石塘，蓋天地所設(shè)，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漲海。”海中奇景，動輒以千萬里計，這是怎樣宏偉而壯闊的景象，更何況海水滿溢，巨浪排空，那又是怎樣令人膽戰(zhàn)心寒。大海的威力讓生活在海邊的人們不由得不相信鬼神，屈大均不但寫風土，更寫人文，他記載到“萬州一港，四圍有天然石堤，常伏水中不見。港頗寬廣，海艟爭避風其中，稍不虔，則港口忽生一沙橫塞之，須祭禳乃滅。蓋海中沙礁，時有時無，皆有鬼神于其間。”試問這等鬼斧神工有誰曾經(jīng)見過，屈大均的游歷不同于常人，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可以算得上是“深度游”了，在他的筆下，天南奇景與此地百姓重道義、敬鬼神的風俗融為一體，讀之令人不由神往。
屈大均不但愛海，還愛山，他寫五指山“五指山在瓊海中，亭亭直立，上參霄漢，若端人正笏峨冠之象。以故瓊州諸邑，多出瓖瑋卓特士。”在屈大均眼中，海南中部山區(qū)乃是瓊崖之心腹，而沿海的平原乃是瓊崖之體肢，海南的萬千氣象皆是出自中部山區(qū)，文脈也是一樣，正是五指山的“正笏峨冠”才造就了海南有明一代名臣輩出。屈大均是明末遺臣，在屈大均的游記中，大多有一種慷慨壯烈之氣，看來，屈大均游歷海南，所觀的不僅僅是風景，更是一方水土的精氣神，在屈大均眼中，海南正是那足以寄托他遺民情懷的地方。
屈大均撰《廣東新語》二十八卷，清康熙三十九年木天閣刻本，書牌。
浮大瓠于江河
蘇東坡和屈大均畢竟不是土生土長的海南人，他們的游山玩水雖自成風雅，但究其方式也與其他地方的人別無二致，但是那些祖祖輩輩生活在海南島上的黎族同胞們卻一直有著一種獨特的出行方式。
《莊子·逍遙游》中有一個“大瓠之用”的典故，說的是魏王送給惠子一顆種子，長成了一個容量達到五石的大葫蘆，裝水作瓢都不合適，惠子正在發(fā)愁，莊子卻說：“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莊子腦洞大開，建議惠子將葫蘆作成能在江湖中浮游的船，這在一般人來看，簡直可以說是天方夜譚，但是在海南，以大瓠過河，卻是黎家出行的常用方式。
明代《瓊州黎民圖》記載，“黎人往來山際輒用絕大壺蘆，帶于身間。至于溪流漲處，則雙手抱之，浮水而過”，海南中部山區(qū)河網(wǎng)縱橫，每逢山間漲水，小溪也能變成大河，有時候，兩人隔著一條河，想見面卻得繞行好幾天。這樣，葫蘆就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渡河的人抱著葫蘆在水中幾個浮沉就能到河對面，這著實方便了不少。
黎族同胞向來與世無爭，這種只在《莊子》里記載的渡河方式雖然原始，但卻極盡逍遙，不由讓人想起那句“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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