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建強河南省孟州市人。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副秘書長、黃河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著有《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明代中后期社會變遷研究》等。

　　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轉需要人才和官僚隊伍，而科舉制則是封建社會后期官僚或者說官員選拔的基本途徑。國家運轉得好壞，主要看官僚隊伍的素養和運行的機制，因此科舉制度不是一般的政治制度。學者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從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國家政治運行角度出發，稱“科舉制是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杠桿之一”，揭示了科舉制作為龐大的官僚政治的制度基礎的意義。科舉制可以制造官僚，控御著其他政治制度體系，所以是核心性的政治制度。

　　然而，存續了千余年的科舉制在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卻被廢止。它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制度，對中國社會產生過哪些影響，這些問題仍值得思考。事實上，科舉制在它被廢除的百年后的當下，影響仍在回蕩，可謂余音繞梁。早在上世紀30年代，學者鄧嗣禹撰著《中國考試制度史》，對科舉制度做了深入研究。此后學者的研究和反思不斷，涌現出了大量的精湛作品。近些年來，學者劉海峰從科舉制對英國文官制度產生和對世界文明貢獻的角度出發，稱科舉制是繼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印刷術四大發明之外的中國“第五大發明”，還提出了建立“科舉學”的主張。這種呼聲也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和積極回應。這些現象無疑透露出這樣的信息：科舉制的發明是中華民族偉大智慧的結晶，是對全人類精神寶庫的重大貢獻。同時也表明，對該問題的研究和反思任重道遠，前景燦爛。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簡要闡述科舉制的產生、完善和歷史作用。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科舉制產生的根源

　　古代選拔人才的目的和現在有所區別。現在選拔人才的途徑及其用途是多向性的，人們可以通過公務員考試的方式進入仕途，但更多的文、理、工科專門人才不是用以做官的，而是從事各種業務和工作。而古代就不同了，它選拔的人才是用以管理社會的，就是各級政府的官員。

　　科舉制為什么會在七世紀初產生？科舉制產生前有哪些用人選拔制度？其特點是什么？又是怎樣被科舉制取代的？著眼于歷史長河的比較分析，便可得知科舉制產生的特定時代背景。

　　在古代人才選拔體系的鏈條上，漢代有察舉征辟制，魏晉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隋唐時期便出現了科舉制，這是個一脈相承的過程。那么，這里需要對科舉制之前的兩個人才選拔制度做一簡單評析。

　　先說察舉征辟制。自下而上叫舉，即推舉。辟，即征辟，是自上而下的薦拔。兩種選拔方式不同，但是選拔人才的目的是一致的。這是漢代的制度。

　　再就是九品官人法。曹魏之后至南北朝時期的九品官人法進行品第，分為九品，稱為鄉品。鄉品是官品起家的依據。起家官品一般比鄉品低四品左右；如鄉品二品，那么其授予的起始官品即為六品。同時它也限定了最終官品的級別，也就是說他的最高晉升等級不會超過二品。這種制度最初還注意品狀，后來因豪族控制，淪為他們壟斷的工具，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格局。

　　然從常理看，依據門第的做法起初也不全是無有道理的。較高的大族不僅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也具有較好的文化素養，而且也占據著一定的官位，其子弟自幼在家庭中濡染，自然容易養成某些管理社會的素質。但經歷幾代的蛻變，可能出現退化的情況，世家大族也會成為白癡。這則是門閥制度的弊端所在。

　　這些制度都是和當時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狀況相適應的。在國家政治體制或是諸侯分封制或是皇權制的前期，對地方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地方豪門勢力控制著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力，人才選用制度必然帶有較多的上古社會宗法、血親關系的殘余，從門第出發，官位世代承襲，即所謂的“士之子恒為士”。這是由當時的歷史階段決定的，是無法超越的，同時也反映了封建社會初期各種制度體系還處于摸索階段和具有的不完善特征。

　　隨著門閥制度腐朽性的暴露，國家為了加強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必須有強力的官僚隊伍支持和相應的選拔手段。在這樣的背景下，隋大業初年科舉制應運而生，直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終止，影響中國社會長達1300年。其制度內容是，通過考試途徑選拔管理人才；其制度特征是：不限門第，公平競爭，擇優錄取。因不設門檻，多數家庭子弟都可參加。只要是本著“學而優則仕”的原則，皆可步入官僚隊伍，改變自身命運和家庭地位，實現階層的上行流動，較前主要側重門第和血統的制度具有明顯的優越性。

　　所以，從政治史的角度看，中國政治自隋唐之后可以說由門閥政治進入官僚政治，中國社會由門第社會邁入科舉社會。依照制度規定，除賤民或犯罪家庭外，科舉之門對所有人都是敞開的，也就是說在考試資格上人們機會均等。只要努力了，都有可能考取功名，獲得官員身份。原來的白丁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甚至位至高官，那么他的家庭地位就會發生非常大的轉換，從社會底層上升到社會上層。科舉社會足可成為封建社會后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現實當中，科舉中試者也有實際的經濟利益。一旦通過科舉途徑取得身份，進入仕途，便可迅速實現命運轉換。宋真宗曾有《勸學詩》說：“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愿，五經勤向窗前讀。”這便是露骨的描述。士子若考取了功名，就等于獲得了穩定的財富來源。明太祖朱元璋就給讀書人以特別關照，說他們應該區別于一般人，免除了他們的徭役，給予體面和優待。到了明中期后的嘉靖、萬歷年間，不僅豁免了官員的徭役，還給他們免除一定數量田畝賦稅的資格。其具體的免賦原則是，在京官享受免賦量的基礎上，外官可享受京官的一半，致仕官可享受在職官的五分之三，所以明后期紛紛出現百姓投獻官員田畝的現象與此相關。士人一旦獲得一第，搖身一變，平步青云，即所謂的“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旦白屋而夕朱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說得更為形象，就是說你早上還是田間里的農夫，晚上就變成了皇帝拔擢的官員，說明其地位的瞬間突變。

　　我們經常講，人最得意的情景中有金榜題名，對于士人而言，實際上還有一個捷報歸家的榮耀。考中的消息一經傳出，人們敲擊鑼鼓到家里傳送捷報，雖有偶遭敲詐的情況，但那種熱鬧的場合和氣氛還是滿足了光耀門庭的虛榮。聚協昌科舉博物館中有份光緒五年（1879年）山西劉振德考取解元（鄉試第一）的捷報，考取前還是一般的生員，之后便稱貴府老爺某某，稱呼馬上發生了變化。此外還有很多禮遇，如鄉試后舉行鹿鳴宴。殿試后唐朝有曲江宴，宋時稱聞喜宴，明清時稱恩榮宴，極其榮耀。唐時將考中者的名字題刻于雁塔之上。明清時由禮部和工部負責在國子監建立進士題名碑，備受習讀士子的羨慕；刊刻鄉試錄、會試錄和登科錄，芳名千古，父祖沾溉。

　　實際上，不只是他本人和家庭，他的家族也都受益豐厚，借以獲得地方上的聲望和政治上的庇護傘，這也就是某些大族為何情愿拿出大量資財全力支持子弟讀書和應試的原因所在。在聚協昌科舉博物館里有兩個家族的合同議約，一件是嘉慶十九年的，另一件是咸豐六年的，其中都有為激勵子弟在舉業上有所成就所擬具體條文。如童生應考給卷資和盤費，童生考取給藍衫錢，生監應鄉試給盤費，舉人進京會試給路費，考取舉人或進士給賀儀或喜錢，等等。這從一個側面表明許多家族希望在舉業上投資并獲得回報。

　　當時有說法稱，這些考中的舉人和進士非同凡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還有一種說法，說他們是佛，稱考試的貢院叫選佛之場，登記的名冊叫千佛名經。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的普遍心態，完全把這些人神化，流露出對科舉及第的渴望和崇拜。因此，我們稱呼隋唐之后特別是宋代之后的社會為科舉社會絲毫不為過。

　　殿試錄取分為三甲；第一甲（又稱鼎甲）有三名，分別為狀元、榜眼、探花。這種劃分和稱謂是在元朝時確定下來的，明清時期沿襲了元朝的這種劃分和稱謂。

　　宋元明清時期科舉制的完善

　　任何一種制度，在它出現的初期都會呈現出粗陋的特點，出于改善的愿望和積極應對，也會產生相應的解決辦法，制度隨之趨于完善。從察舉征辟制到九品官人法的演進，表明封建制度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而科舉制從隋唐產生，中經宋元明清，同樣也經歷了一個完善的過程。

　　在唐宋時期，考試科目甚多。隋時有明經科，唐朝除了明經科、進士科，還有明法、明算、三經科、五經科、詩科等等。自宋中期后的反復變動，至元明時則歸于一科，即進士科。從考試內容看，原先側重的詩賦的靈動內容漸被閹割，而代之以純粹的儒家經典。宋朝時，《論語》、《孟子》只是作為兼經而非主經對待，到元朝時“四書”則成為正式的考試內容，明清時期更是如此。不管是鄉試，還是會試，第一場無疑都包含了四書義。

　　唐朝有所謂的行卷現象，就是士子把自己的文章送給當時那些比較重要的官員，希望贏得他們的賞識，得到他們的推薦，這其實就是囑托行為。宋初還存在，后來遭到禁止。還有，嚴禁知貢舉官與考生間發生關系，以防恩出私門，考官和門生間形成師徒關系，日后結黨營私。當然這種關系到后來仍是存在的，比如明清時期所形成的座主和門生關系，還直接介入和影響到了當時復雜的政治生活。

　　到了宋代，科舉制的考試體系逐漸完善，形成三級構架：地方的解試、中央的省試和殿試。現在有人說科舉考試分為五級，還包含童生試和庶吉士試，是不確當的。因為童生試屬于學院（提督學政負責的）層面，而庶吉士的選拔（也稱朝考）在二、三甲進士中再選，選出者到翰林院學習，屬于翰林院而非禮部負責的事務。官員的培養、選拔和考核，其實是密切關聯的三個梯級，即學校、科舉、銓選。銓選是官員層面的考核；科舉是把學生變成官員的環節；學校只是養士的階段，其取得入學資格的考試即童生試，是不能算作科舉考試的一個標準層級的。鄉試在宋代稱作解試，這些人在錄取后再送往京師考試，有解送之意，明清時期稱鄉試魁首為解元，與此意相通。再進一步的考試叫省試，或稱禮部試。北宋中央有個尚書省，考試歸尚書省下屬的禮部負責，所以才有上面各從不同角度出發的兩種稱謂，明清時期稱為會試。省試之后為殿試（或稱廷試），由皇帝主持，或是委托大臣以皇帝名義對貢士所進行的考試。

　　殿試錄取分為三甲；第一甲（又稱鼎甲）有三名，分別為狀元、榜眼、探花。這種劃分和稱謂是在元朝時確定下來的，明清時期沿襲了元朝的這種劃分和稱謂。最初，北宋的省試錄取額和殿試錄取額之間是不等額的，在殿試環節有黜落，采取淘汰制，但自宋中期后漸趨于等額錄取。明清時期，除了某個特殊時期和情況，這種等額錄取制成為固定的制度。這種制度內涵就是：一旦在會試中錄取，在殿試中不再黜落，所改變的只是考試中的名次，包含了對舉子極其優待的精神。

　　這種殿試形式在宋代經歷了細節上的充實和變化。起初是一年一舉，還有兩年一舉，北宋英宗治平年間確定為三年一行。因為考試的間隔太短，而且每科錄取太多，自然會產生大量官員，引發冗官問題。宋到了明清時期，進入相對固定階段，每科進士錄取額在二三百人左右。

　　長期的考試舉行、官員選拔和政治運作關系的摸索，為三年一科的周期以及每科錄取規模的確定提供了依據。也即是說，科際間隔和每科錄取額的限定是封建政權長期政治實踐的結果。而這種長期經驗積累所產生的制度設計確有很多妙處，就是在科舉考試規模和官員需求之間有一個相對模糊的平衡跨度，太大和太小都不適合，而最終則趨于一個合理的中數。

　　宋代還推出了一些完善科舉的相關制度。如鎖院制度，即負責貢舉的主考官和考試官在接到詔書后即赴貢院，以免外間請托。剛才講到的地方鄉試和在京師會試，明清時皆分三場，每場三天。每場的三天，士子是鎖在棘闈之內的，因此須自備裝筆硯的考籃和盛食物的食盒。以前讀書人缺少鍛煉，一些士子又家境貧寒，身體孱弱，稍感風寒，或是疾病，甚或死在貢院之內。方志的貞節傳的守寡者許多都是生員的妻子。

　　再如試卷彌封制度和謄錄制度。試卷的卷頭例要書寫履歷，包括自己的年齡、本貫、相貌等信息，還要開列三代，即曾祖父、祖父和父親的角色。為防止作弊，這些信息都要彌封，做上編號。試卷彌封后，交謄錄生用朱筆把考生的試卷謄錄一遍，稱朱卷，主要用以防范考官熟悉考生字體而作弊。謄錄后，還要對讀試卷。謄錄人在抄錄過程中少抄幾句，或者謄錯幾句，都會造成文義的差池，失卻原先的效果。明后期某些地方的鄉試就曾發生過故意把卷謄錯，或者截句，即把別人卷子里的段落截取到另一考生卷子里的事件。所以需要磨勘或對讀，以免發生錯誤。對讀后交與掌卷官，然后通過內監試官交由考官批閱。

　　在唐朝，即便考取了進士科，也不是說馬上就可以做官，還要通過吏部主持的多次考試。在宋朝，舉人并不直接授官，而到明朝就有所不同了，由鄉試產生的舉人，只要不想繼續追逐進士身份，就可獲授官職。不過，官階會低一些，多是地方各級儒學的教官，有時也會授予偏遠地區的知縣。

　　科舉制從隋唐時期產生后，經歷了宋元明清時期的匠心構筑而不斷完善。

　　現在學生在寫作時也講破題，即導入和切入主題，然后漸次展開，最后收束和歸結。但是，當你把它精細到第幾句必須如何做的時候，這就出現了問題。這就是八股文的弊病所在。

　　科舉制的歷史作用及其局限

　　下面從三個方面講一下科舉制的歷史作用。

　　其一，科舉制的推行擴大了國家的統治基礎，提高了官員隊伍的素養。在門閥統治時期，統治權被上層士族壟斷，世襲相傳，將出身寒族的精英分子排除出權力層之外，從本質上講缺乏官員隊伍補充新鮮血液的機制，表現出凝固和封閉的特征，且隨著時間推移，其退化和腐敗的傾向愈加暴露。而科舉制則是一個具有較強開放性的人才選拔制度，能把不同階層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斷地吸納到統治層內，統治基礎不斷擴大，官僚體系也獲得了有效的代謝機制，有助于官員隊伍素質的不斷提升和改善，這樣國家的運行也充滿了活力和高效。

　　其二，科舉制的推行有助于社會整體文化素養和道德水準的提高。科舉向全社會開放，每個個體和家庭都有同等的參與機會和權利。為了改變自身和家族命運，就需要加入考試隊伍。只要努力學習就有可能進入仕途，這就吸引更多的人走上“識字—讀書—考試”的道路，而宋代以降逐漸成熟的雕版印刷技術為廉價的科舉用書提供了保障和支持。這樣，社會整體文化水平由于百姓識字率的上升而相應地得到提高。

　　經亦載道，書亦載道，四書五經主要講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士子長期的經書誦讀，在不自覺中實現了道德熏染、內化和對自身行為約束的規范，當然也不排除一些士子把科舉考試作為敲門磚、進入仕途后蛻化變質的情況，但我們更應看到這種國家治理經驗學習和倫理道德養成合一的培養模式的作用。封建社會許多有操守官員的存在，正是這種獨特的具有多重功用培養方式的結果，對此應給予正視和積極評價。

　　其三，科舉制的某些規定有助于促進偏僻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的文化進步，增強了其向心力和對國家的認同，有利于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傳統國家認為：天下黎民皆為天子赤子，一視同仁。如在明代，比較偏遠的云貴地區，其文化層次根本無法與先進的江南地區相比。中央政府基于這種發展的不平衡性，為保證相對落后地區文化的繼起和發展，采取分區配額制，保證偏僻地區的權利和機會，而且隨其整體社會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增加鄉試解額，甚或給予一定的傾斜，這則有利于邊疆和僻遠地區的文化進步和社會發展。這在今天對我們仍有啟發意義。

　　當然，科舉制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八股文的局限。八股文是文體形式，它不是從科舉制產生時就出現的，據學者考證，它始于明朝成化年間。鄉試、會試第一場的四書義和五經義的題目均須用八股文來做。八股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股又分兩股。當然，這里面肯定遵循了一定的作文原則，即起承轉合的關系。其實，從文章學的角度來看，也有其合理因素。現在學生在寫作時也講破題，即導入和切入主題，然后漸次展開，最后收束和歸結。但是，當你把它精細到第幾句必須如何做的時候，這就出現了問題。這就是八股文的弊病所在。它的格套意義超過了表現作用，限制了思想的自由表達。

　　其次，時文盛行的弊端。在科舉時代，年輕士子為走捷徑，不去讀經書白文和大量注疏，做融會貫通的功夫，只讀時文。當時書坊出于利益驅動，迎合這種需要，或從諸科程墨中選取，或是雇人編撰，刊刻售賣，至今仍留存有大量宋元明清時期這樣的考試用書。稍聰明的士子只要背誦百十篇時文，然后加以拼接，便可僥幸獲取一第。這樣的做法會產生兩種負面結果：一是導致年輕士子養成不看儒家原典和注疏的習慣，因而不可能養成真才實學，造成“束書不觀”的空疏之風。二是這種做法會產生連帶作用，導致士子形成浮躁、輕薄的作風和僥幸念頭，不能穩健持重，也就不可能在未來的為官行政中踏實肯干、產生實效。

　　最后，考試科目的單一和僵化，阻滯了多方面人才的成長。如在唐朝，除了明經科外，還有明法、明算等科。宋代之后，卻歸于進士一科，考試內容也限于四書五經的狹窄范圍，清代雖有試帖詩，但基本狀況并未發生根本變化。這種單一的科目設定不利于多種專門人才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