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夏花：乳癌患者的康復手記
英子姐：死神啊，請一直繞道而行
“我認定了，該去的肉去掉了，毒瘤就沒了。人這一輩子，一切都有命數，該活死不了，該死活不長，既然毒瘤都沒了，那我肯定就死不了。以后誰都別拿我當癌癥患者，咱們的日子該怎么過就怎么過，想怎么過就怎么過！”
還是早點有預感為妙
在所有的訪談患者中，英子姐的態度是前后變化最大的。
起初，她答應得特別爽快，甚至直言：“我今年四十七歲了，患病那年二十七歲，與癌癥這個字眼產生莫大的關聯已經有二十年了。復發高危人群的指標我占了兩項——本身中晚期，還在三十六歲以下。剛確診的時候，真以為死神就此降臨，沒想到一晃二十年就這么過來了，簡直跟普通人一樣，上班、回家，跟老公相親相愛，陪伴婆婆和媽媽安度晚年，看著兒子上小學、中學、大學……跟我之前對生活的設想基本沒啥差別，唯一的不同就是少了一個乳房。說實話，這對我的影響也不算大，當時直接定級是中晚期，哪里敢想什么有沒有乳房，能活一天就多賺一天。所以，我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或許能幫著更多的姐妹度過恐懼期，畢竟有不少姐妹在病理出來后并不樂觀。”
對于癌癥，早期的年紀稍長的患者，心理壓力未必有那么大，而中晚期的特別是年輕的患者，就需要承受更多更痛苦的煎熬，英子姐的親身經歷和榜樣力量，之于他們絕對是莫大的鼓舞。
英子姐在一家國企單位做財務工作，平常總是忙忙碌碌，于是我們約在周六見面。不成想，周五晚上她忽然發來信息，言辭中充滿了難為情：“方方，對不起。我改主意了，不想再舊事重提了。”
“為什么？”其實我已經猜出八九不離十，果然英子姐的答案和我想得一樣。
“自從答應你之后，我就想整理一下思路，怎么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經驗都講出來。可是這幾天，我的心里慌亂極了，那些本來已經淡忘甚至埋葬了的細節重新出現在腦海。不怕你笑話，二十年前的那種恐懼感又襲來，現在連做夢都是化療的場景。”英子姐說得很誠懇。
我的原則向來是不勉強別人，更何況我特別理解英子姐此刻的心理。在一次次的采訪過程中，我都忍不住拿自己所經歷的細節去對比，我甚至不止一次對自己說，等寫完這本書，無論如何都不再觸碰這些事。因此，對于遲疑的英子姐，我也不想特別堅持：“一直想把你的經歷介紹給大家，現在乳腺癌患者低齡化相當嚴重，一起化療的病友里，二十來歲的為數不少，居然還有個十七歲的！她們在患病后，幾乎整顆心都懸在空中，覺得人生就此畫上句號，甚至談及未來都是奢侈的。而你作為抗癌斗士，從二十幾歲一直到四十幾歲，現在依舊精氣神十足，這本身就是正能量啊！我希望更多的乳癌女人能更堅強地生存，更幸福地生活。癌癥患者都很怕死，但這二十年來，你卻做到了讓死神繞路。很多醫學奇跡都依托個別患者而存在，不是復發的高危人群就一定會成為那個倒霉的人。換言之，所謂的一些數據也不能肯定就有著百分百的科學依據，精神的力量太重要了。我希望更多的姐妹能看到這份‘生’的可能，都能有信心好好活下去。當然，如果你實在無法提及過去的話，那只好作罷了。”
英子姐是一個特別好脾氣的女人，我還沒講完，她就發來了一個微笑的表情，打出一句話——那我必須義不容辭啦。那一剎那，我竟然流了眼淚，其實，我不當“哭巴精”已經很多年了。
英子姐的故事，要追溯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她和愛人常林是那種非常純潔的校園戀情，上大學的時候，兩人幾乎走遍了福州的所有美麗景地。英子姐家在浙江，常林是福州當地人，他們一畢業就結了婚，從此英子姐徹底在福州安了家。二十二歲結婚，轉年生子，夫妻恩愛，婆媳和睦，說不上大富大貴，卻也衣食無憂，一切都是那么美滿。
“你說，咱們普通人，可不就巴望著過老百姓自己的生活嘛。有相對穩定的工作，有寬容體貼的丈夫，有健康聰明的孩子，我真的以為這輩子就會這樣過下去呢。沒奢求過長命百歲，但怎么也應該順順當當活到七十吧。”英子姐說到這里，有意無意地停頓了一下，“1994年3月的一個深夜，我在無意中觸到自己內衣的胸口有點濕，開燈一看，竟然是像哺乳期時候的乳液滲出，但湊近鼻子一聞，有股腥臭的味道。也不知是什么情況，決定第二天清晨立即趕往醫院。那時候，對癌癥的概念認知為零，就覺得自己的某個部位怕是出問題了，在忐忑中度過了一宿。”
常林真是一個細心的丈夫，看到妻子輾轉反側，干脆陪著英子姐一夜未眠。兩人聊著過往，那么多開心而平靜的日子，點點滴滴回想起來，真讓人笑得不攏嘴。等天亮了，兩口子收拾妥當，便來到部隊醫院，找到檢驗科的美女朋友，朋友帶著他倆去了婦科，結果婦科的主任一摸便觸到瘤體了，英子姐只覺得一陣劇痛傳遍全身，眼淚不聽話地掉了下來了。“必須手術！你現在趕快去大一點醫院，我這里還沒有這個科，遲了有生命危險。”主任面色有些凝重。聽了這話，影子姐頓時不知所措了。之前心中還是那種忐忑的感覺，而現在完完全全是死神臨近的驚悚。
“雖然部隊醫院的醫生沒有確診，但你自己還是有了不好的預感？”我反問道。
“是呀。”英子姐應著，“這二十年來，我也接觸了很多很多病友，慢慢總結出了一個規律，其實大家在決定去看病的時候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預感，差別就在于，預感早的，病癥發現得早；預感晚的，那情況已經發展得很惡劣了。所以，還是早點有預感為妙。”
“哈哈。”我笑了，為了緩和一下談話的氛圍，于是說，“要是能早有預感，那不如在沒有癌變的時候就注重養生，鍛煉身體，永不得病，都活成老刺猬。”
英子姐也笑了，繼續說道：“可惜啊，咱們都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一般都是身體出現較為嚴重的癥狀后才有‘預感’，尤其我這種身體一直很棒的，之前那么多年幾乎沒看過病，接觸最多的就是帶孩子去找的兒科醫生。所以，當時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看自己的病，后來常林說，他表嫂是個有名的‘病鬼’，不如先去問她。在她的引薦下找到了一位外科主任，主任的結論也很明確：必須手術，及早住院！”
從醫院返家的路上，英子姐的情緒失落到極點，她真的覺得死亡距離自己很近了。回到家，和婆婆說了醫生的結論，婆婆拉著她的手，流著眼淚說：“總是有別的辦法的，肯定有醫生可以救你，不用挨這么一刀的，我媳婦人這么好，不會有事的。”
婆婆很心疼媳婦，當時還只是認為英子年紀輕輕的，生孩子時已經做了剖腹產，現在干嘛還要給胸部做手術呢？根本沒有想到即便挨了一刀，也不一定就能保住性命。于是婆婆非常執著地開始到處向別人打聽一些福州最傳統的中草藥醫生，在第三天的晚上，婆婆來到英子姐的房間，坐在床邊對她說：“晚上好好睡，明天早點起床，我帶你去看一個中醫，聽說他治好了很多這樣的病。”英子姐緊緊握住婆婆瘦得青筋暴露的手，感激地望著臉上寫滿風霜的老人，心里有了些許安慰，之后，便聽話地躺下身，閉上眼睛。結婚后，婆婆一直把英子當作自己的女兒，盡管她身為菜農，拿不出什么金銀首飾和其他物質的饋贈，但精神上的那種關愛，給英子姐在異鄉的生活帶來了莫大的支持。
轉天晨起，英子姐喝了婆婆做的菜粥，隨后和她來到了當時福州和臺灣合作的一家醫院。那里的中醫科人頭攢動，排隊已經是131號，在走廊等叫號，那是最讓人糾結的事，時間也過得特別慢，婆婆把英子姐摟在懷里輕聲說：“不要緊張，一切都會好的。只要你能好，花多少錢，咱不在乎。”在那個年代，在一個靠種菜為營生的老太太嘴里說出這樣的話，那無疑是一種生的力量，一種愛的原動力。
